1925年的正月刚过，山海关的积雪还没化透，奉军的军营就已炸开了锅——五十辆“雷诺FT-17”坦克列成两排，履带碾过冻土上的残雪，留下深深的齿痕；新扩编的两个重炮旅，共六十门大口径野炮，整齐地架在炮位上，炮口褪去防冻棉布，对着关内的方向，泛着冷冽的金属光；十二万奉军士兵穿着加厚灰军装，背着新配发的“辽造20式”步枪，在德国教官的带领下，进行最后的西进战术演练，呐喊声震得山谷里的积雪簌簌往下掉。
张作霖穿着一身黑色棉袍，裹着貂皮大衣，站在高台上，手里握着望远镜，看着训练场上的士兵，嘴角始终勾着笑意。王永江走到他身边，递上一份《奉军西进作战最终方案》，语气沉稳：“帅爷，按计划，3月15日准时出兵——郭松龄率领四万奉军，配备二十辆坦克、三十门野炮，从河南西部进攻三门峡，突破西北军的西线防线，直逼陕西；吴俊升率领三万奉军，配备十辆坦克、十五门野炮，从直隶南部进攻保定，牵制西北军的北线兵力，不让他们支援三门峡；您亲自率领五万奉军，配备二十辆坦克、十五门野炮，驻守天津，作为预备队，若郭、吴两军遇到困难，您立刻率军支援；另外，沈鸿烈的海军三艘军舰，从天津港出发，封锁渤海湾，防止冯玉祥从海上调兵，也防备南方革命新军北上支援，四路联动，不出两个月，就能拿下陕西、保定，逼冯玉祥退出北京！”
张作霖接过方案，手指在“三门峡—保定—北京”的路线上反复划过，最后停在“郭松龄”三个字上，眼神里闪过一丝疑虑：“子良（郭松龄字）那边，最近没什么异常吧？上次河南分地盘，他好像不太满意，别影响了西进的大事。”
站在一旁的吴俊升立刻接话，语气带着几分刻意：“帅爷放心，郭旅长是您一手提拔的，就算心里有点小委屈，也绝不会拿战事开玩笑。而且这次我跟他分工明确，他打西线，我打北线，互不牵扯，肯定能顺利推进。”
张作霖点头，心里的疑虑却没完全散去——他知道郭松龄性子傲，又立了不少大功，上次把河南地盘分给吴俊升的亲信，确实委屈了他，可眼下西进在即，也只能先按下此事。他把方案递给王永江，语气坚定：“就按这个方案办！让郭松龄、吴俊升立刻回部队整顿，3月15日，准时出兵，咱们要让冯玉祥知道，奉军想拿的地盘，没人能拦得住！”
而此时的河南洛阳，郭松龄正坐在奉军司令部里，看着桌上的西进命令，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桌上还放着一份“河南地盘划分明细”——吴俊升的亲信拿到了郑州、开封等富庶之地，掌控河南六成税收；而他郭松龄，只得到了洛阳周边三个贫瘠的县，税收还不够养活手下四万士兵，之前张作霖“打赢了给陕西地盘”的承诺，更是没提半个字。
亲信将领刘伟走进来，递上一杯热茶，语气愤愤不平：“旅长，这也太欺负人了！济南、洛阳都是您拼死拿下的，河南的大半战功都归了您，结果地盘却给了吴俊升的人，帅爷这是明摆着偏心！咱们四万弟兄跟着您出生入死，现在连粮饷都快凑不齐，再这样下去，弟兄们都要寒心了！”
郭松龄端起茶杯，却没喝，手指紧紧攥着杯柄，指节泛白：“我跟着帅爷十年，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就跟着他，第一次直奉战我守山海关，第二次直奉战我打济南、洛阳，哪次不是拼了命？可结果呢？吴俊升只会拍马逢迎，却能拿到最好的地盘；我出生入死，却只得到三个破县，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刘伟凑上前，声音压得更低：“旅长，不如咱们反了！现在咱们手里有四万精锐，还有二十辆坦克、三十门野炮，装备比吴俊升的部队强十倍；而且冯玉祥那边，肯定愿意跟咱们合作——他怕奉军西进，要是咱们倒戈反奉，他肯定会给咱们粮饷和武器，甚至支持咱们拿下东北，到时候，您就是东北的主人，比跟着张作霖受气强多了！”
郭松龄的身体猛地一震，眼神里闪过一丝动摇——反奉的念头，他不是没动过，可张作霖对他有“提拔之恩”，而且奉军大多是张作霖的旧部，一旦反奉，很可能会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他不敢轻易下定决心。他摆了摆手，语气凝重：“此事容我再想想，西进在即，别声张，免得影响了弟兄们的士气。”
刘伟点头退下，郭松龄却坐在椅子上，一夜没合眼——他看着窗外的洛阳城，想起十年前跟着张作霖打天下的日子，又想起如今的委屈和不公，心里的天平，渐渐向“反奉”的一边倾斜。
3月15日，奉军如期西进，第二次直奉战后的又一场大战，正式爆发！郭松龄率领四万奉军，带着二十辆坦克、三十门野炮，从洛阳出发，向河南西部的三门峡推进。驻守三门峡的西北军，是刘镇华的三万兵力，配备三十门山炮，虽然没有坦克，却依托三门峡的山地地形，修建了三道坚固的工事——第一道工事在山脚，用石头和水泥砌成，架着重机枪；第二道工事在山腰，修建了隐蔽的炮位；第三道工事在山顶，配备望远镜和信号兵，能随时观察奉军的动向，形成“层层防御”。
3月18日，郭松龄的奉军抵达三门峡山脚，他看着山上的西北军工事，心里却没多少战意——反奉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不想把兵力浪费在与西北军的战斗上，只想保存实力，为后续的倒戈做准备。他下令“先炮击，不冲锋”，三十门野炮对着西北军的第一道工事，胡乱轰击，炮弹大多落在了空地上，根本没击中工事的核心；二十辆坦克也只是在山脚徘徊，没有推进的意思。
刘镇华站在山顶的工事里，看着奉军的“敷衍进攻”，心里满是疑惑——按情报，郭松龄的奉军战斗力极强，可眼下看来，却像是在“磨洋工”，根本没尽全力。他立刻给冯玉祥发密电，报告“郭松龄的奉军进攻敷衍，疑似有异常，请求指示是否主动反击”。
冯玉祥收到密电后，也觉得奇怪——张作霖西进的决心很大，郭松龄没理由敷衍，难道是奉军内部出了问题？他立刻派亲信薛笃弼，悄悄前往三门峡前线，与郭松龄的部队联络，试探郭松龄的态度。薛笃弼乔装成商人，混入奉军军营，找到刘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提出“若郭旅长愿意反奉，西北军愿立刻拨付五十万银元军饷、十万发子弹，还会派两万兵力支援，待推翻张作霖后，东北的地盘归郭旅长，西北军绝不干涉”。
刘伟立刻把消息告诉郭松龄，郭松龄看着薛笃弼带来的“合作协议”，心里的最后一丝犹豫，彻底消失了。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既能摆脱张作霖的压制，又能实现自己的野心，就算失败，也比一辈子受气强。3月20日深夜，郭松龄与薛笃弼秘密签订《郭冯反奉协议》，约定“郭松龄率奉军倒戈，回师东北进攻张作霖；冯玉祥率西北军，进攻吴俊升的奉军，牵制奉军北线兵力，同时给郭松龄提供粮饷和武器支援”。
第二天一早，郭松龄就下令“撤军！返回洛阳，整顿兵力”，四万奉军士兵们虽然疑惑，却也服从命令，带着坦克和野炮，悄悄返回洛阳。刘镇华看着奉军突然撤军，心里满是震惊，立刻给冯玉祥发密电，冯玉祥收到消息后，知道郭松龄已经答应反奉，立刻下令“鹿钟麟率两万西北军，从保定出发，进攻吴俊升的奉军，牵制北线兵力；刘镇华率一万西北军，进驻洛阳周边，为郭松龄提供掩护，同时把五十万银元、十万发子弹，运往洛阳，履行协议”。
而此时的保定前线，吴俊升率领三万奉军，正与西北军佟麟阁的两万兵力打得激烈。吴俊升的奉军有坦克和野炮，佟麟阁的西北军只能靠地形牵制，双方陷入拉锯战，吴俊升多次发起进攻，都没能突破西北军的防线，正等着郭松龄拿下三门峡后，前来支援。3月22日，吴俊升突然收到“郭松龄撤军回洛阳”的消息，心里满是愤怒，立刻给张作霖发密电，说“郭松龄疑似叛乱，擅自撤军，请求帅爷下令，让郭松龄立刻率军前来支援，否则保定前线难以支撑”。
张作霖收到密电后，气得把密电摔在地上，大骂“郭松龄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真是养虎为患！”他立刻给郭松龄发密电，严厉斥责“擅自撤军，违抗军令，限三日内率军前往保定支援，否则以叛乱论处”，同时派王永江前往洛阳，当面劝说郭松龄，希望能挽回他。
可此时的郭松龄，早已铁了心要反奉。3月23日，王永江抵达洛阳，刚走进郭松龄的司令部，就被刘伟的士兵控制住。郭松龄坐在椅子上，看着王永江，语气冰冷：“子黻（王永江字），你回去告诉张作霖，我郭松龄跟着他十年，出生入死，可他偏心吴俊升，委屈我和四万弟兄，这奉军，我不跟着他干了！3月25日，我会率军回师东北，推翻他的统治，东北的百姓，也该换个主人了！”
王永江急得大喊：“子良，你糊涂啊！反奉就是叛乱，奉军大多是帅爷的旧部，你就算率军回东北，也没人会跟你，而且张作霖手里有十二万兵力，还有海军和装甲旅，你根本打不过，只会全军覆没！你要是回心转意，我去跟帅爷说，把河南的地盘都给你，再给你拨五十万军饷，你别冲动啊！”
“晚了！”郭松龄站起身，挥手让士兵把王永江押下去，“我已经跟冯玉祥合作了，粮饷和武器都有了，就算打不过，我也认了！”当天下午，郭松龄就给全国发通电，痛斥张作霖“独裁专制，偏心成性，压榨士兵，祸乱东北”，宣布“即日起，脱离奉军，成立‘东北国民军’，郭松龄任总司令，率军回师东北，推翻张作霖的统治，解救东北百姓”，同时下令，四万奉军（已改称东北国民军），带着二十辆坦克、三十门野炮，从洛阳出发，沿京奉铁路，向东北推进，郭松龄倒戈反奉，正式爆发！
张作霖收到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后，彻底慌了——郭松龄手里的四万兵力，是奉军的精锐，还有坦克和野炮，而且熟悉奉军的战术和防线，一旦回师东北，东北的防务根本挡不住；更糟糕的是，吴俊升的三万奉军被困在保定前线，冯玉祥的西北军又在进攻，根本抽不出兵力回援东北；天津的五万预备队，要防备南方革命新军，也无法轻易调动，奉军瞬间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
他立刻召开紧急会议，郭松龄的反奉，让奉军内部人心惶惶，不少将领都与郭松龄有旧，纷纷沉默不语，只有吴俊升的亲信杨宇霆站出来，语气坚定：“帅爷，现在不是慌的时候！郭松龄虽然精锐，可他回师东北，要经过天津、唐山、山海关，咱们可以在山海关部署防线，派孙烈臣率领两万奉军，驻守山海关，用重炮和坦克，挡住郭松龄的进攻；同时，给吴俊升发密电，让他立刻从保定撤军，回师东北，支援山海关；另外，给日本公使发照会，许他‘若协助奉军平定郭松龄叛乱，东北的铁路修建权、煤矿开采权，可与日本合作’，让日本派军支援，只要守住山海关，就能为吴俊升回援争取时间！”
张作霖立刻点头，现在的他，早已顾不上“东北权益”，只能靠日本的支援，先平定叛乱再说。他立刻按杨宇霆说的办：派孙烈臣率领两万奉军，带着十辆坦克、二十门野炮，火速前往山海关，修建防线；给吴俊升发密电，让他“放弃保定，立刻撤军回东北”；派亲信与日本公使谈判，答应日本的所有条件，换取日本的支援。
而此时的郭松龄，正率领东北国民军，沿京奉铁路快速推进——他知道，时间不等人，必须在吴俊升回援和日本介入前，拿下山海关，进入东北。3月28日，郭松龄的部队抵达唐山，驻守唐山的奉军，是张作霖的亲信阚朝玺，手里有一万兵力，可阚朝玺知道郭松龄的部队精锐，又不想为张作霖卖命，直接率军投降，郭松龄顺利占领唐山，缴获了五万发子弹、五门野炮，兵力也补充到四万五，士气高涨。
4月2日，郭松龄的部队抵达山海关城外，孙烈臣的两万奉军，早已在山海关修建了坚固的防线——城墙加高了两米，城外挖了三米深的战壕，战壕里架着重机枪；十辆坦克列在城墙下，二十门野炮架在城楼上，炮口对准郭松龄的部队，孙烈臣亲自坐镇山海关，发誓“就算战死，也要守住山海关，不让郭松龄进入东北一步”。
郭松龄看着山海关的防线，知道硬攻会伤亡惨重，只能下令“先炮击，再派坦克推进，步兵跟进”。三十门野炮对着山海关的城墙，疯狂轰击，“轰！轰！轰！”的炮声震得地面都在颤抖，城墙被轰开了一个缺口；二十辆坦克缓缓推进，对着战壕里的奉军，疯狂扫射，奉军的士兵们纷纷躲进掩体，不敢露头；郭松龄率领四万五东北国民军，对着缺口冲锋，可孙烈臣的奉军，早已在缺口处布置了重兵，用机枪和手榴弹，疯狂反击，东北国民军的士兵们一批批倒下，根本无法靠近缺口，第一次进攻，以郭松龄伤亡五千多人告终。
郭松龄看着阵地上的尸体，心里满是急躁——他知道，吴俊升的奉军已经从保定撤军，正在向山海关推进，日本也可能随时介入，要是再拿不下山海关，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他立刻给冯玉祥发密电，请求“派两万西北军，从直隶南部出发，支援山海关，同时再拨付二十万银元军饷、五万发子弹，否则山海关难以拿下”。
可此时的冯玉祥，早已改变了主意——他见郭松龄的部队在山海关受阻，又知道张作霖与日本达成了合作，担心郭松龄会失败，自己会被张作霖报复，不仅没派军支援，反而截留了之前承诺的二十万银元军饷，只给郭松龄回电，说“西北军需驻守北京和陕西，无法派军支援，军饷需等局势稳定后再拨付，望郭司令自行想办法”，彻底背弃了之前的协议。
郭松龄收到回电后，气得浑身发抖——他没想到，冯玉祥会这么快背信弃义，现在的他，没了援军，没了额外的军饷，只能靠自己的四万五兵力，硬拼山海关，可孙烈臣的奉军，虽然兵力少，却防守严密，还有坦克和野炮，根本不是短时间能拿下的。
4月5日，吴俊升率领三万奉军，终于抵达山海关城外，与孙烈臣的部队汇合，奉军兵力达到五万，配备二十辆坦克、四十门野炮，实力远超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吴俊升一到，就下令“总攻！先派坦克推进，突破东北国民军的阵地，再派步兵跟进，彻底消灭郭松龄的部队！”
奉军的二十辆坦克，分成两队，从左右两翼，向东北国民军的阵地推进，履带碾过战壕，把东北国民军的机枪阵地碾成了平地；四十门野炮对着东北国民军的阵地，疯狂轰击，东北国民军的工事很快就被轰塌，士兵们伤亡惨重；吴俊升和孙烈臣，分别率领两万奉军，从左右两翼，向东北国民军的阵地冲锋，东北国民军的士兵们，腹背受敌，士气瞬间崩溃，不少士兵开始偷偷逃跑，刘伟带着亲信，多次组织反击，都没能稳住局势。
郭松龄看着溃败的部队，心里满是绝望——他知道，大势已去，再打下去，只会全军覆没。他立刻下令“撤！向唐山方向撤退，再图反攻！”东北国民军的士兵们，听到“撤退”的命令，纷纷扔下武器，朝着唐山的方向逃跑，奉军紧紧追击，一路上消灭了两万多东北国民军残兵，缴获了十辆坦克、十五门野炮，郭松龄带着不到两万残兵，狼狈地逃到了唐山。
可郭松龄没想到，日本已经介入——4月7日，日本关东军派出一个旅的兵力，配备五辆坦克、十门野炮，进驻唐山城外，封锁了唐山至天津的铁路，同时给郭松龄发照会，说“奉军与郭松龄的部队，不得在唐山及周边作战，否则日本军将采取‘中立干预’，消灭作战双方的部队”，看似“中立”，实则是阻断郭松龄的退路——他既不能从唐山撤退到天津，也无法在唐山整顿兵力，只能被困在唐山城内，成了“瓮中之鳖”。
郭松龄看着日本关东军的照会，气得把照会撕得粉碎，怒吼道：“小日本！跟张作霖一个德行，趁火打劫！之前跟我谈合作，说‘若反奉成功，可支持我掌控东北’，现在见我战败，就立刻倒向张作霖，封锁我的退路，真是狼子野心！”
刘伟站在一旁，脸色惨白，语气慌乱：“旅长，现在咱们被困在唐山，外面有日本关东军封锁，里面只有不到两万残兵，粮饷和子弹只够支撑三天，吴俊升和孙烈臣的奉军，还在唐山城外扎营，随时可能进攻，咱们该怎么办啊？”
郭松龄沉默了许久，看着窗外唐山城内的百姓——百姓们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街道上冷冷清清，只有东北国民军的士兵，疲惫地巡逻，眼神里满是绝望。他心里清楚，自己已经没了退路，就算投降，张作霖也不会放过他，只会让他死得更惨；就算硬拼，也打不过奉军和日本关东军，只能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弟兄们跟着我出生入死，不能让他们白白送死。”郭松龄缓缓开口，语气沉重，“刘伟，你挑选五千精锐，带着剩余的五辆坦克、五门野炮，趁着夜色，从唐山的南门出发，绕开日本关东军的封锁（南门是日本关东军防御的薄弱点），向天津的方向撤退，那里有冯玉祥的西北军，就算冯玉祥不支援，你们也能找机会，投奔其他军阀，保住性命，别再跟着我送死了。”
刘伟眼眶通红，哽咽着说：“旅长，我不走！要走一起走，就算战死，我也跟您在一起！”
“糊涂！”郭松龄猛地一拍桌子，语气坚定，“我是反奉的首领，张作霖要抓的是我，不是你们！你们走了，至少能保住性命，以后还有机会，替我和战死的弟兄们，看看东北的百姓，能不能过上安稳日子！听话，立刻去准备，今晚三更，准时出发！”
刘伟只能含泪点头，转身去挑选士兵，准备撤退。郭松龄则坐在椅子上，拿起笔，给妻子韩淑秀写了一封遗书——里面没有提“野心”，没有提“委屈”，只写了“我反奉，初衷是想让东北百姓摆脱军阀压榨，可惜失败了，你带着孩子，好好活下去，别再涉足军阀混战”，写完后，他把遗书交给亲信，让亲信“务必把遗书交给韩淑秀，让她带着孩子，远走他乡，别回东北”。
当天三更，刘伟率领五千精锐，悄悄从唐山南门出发，日本关东军的防御果然薄弱，再加上夜色掩护，顺利突破封锁，向天津方向撤退。而郭松龄则率领剩余的一万五千残兵，在唐山城内，做好了“最后一战”的准备——他把士兵们分成三队，一队驻守东门（正对吴俊升的奉军），一队驻守西门（正对孙烈臣的奉军），自己率领一队，驻守唐山的制高点——小山（唐山城内最高的地方，能俯瞰整个唐山城的防务），誓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4月8日清晨，吴俊升和孙烈臣得知“刘伟率领五千残兵逃跑”的消息后，立刻下令，对唐山城发起总攻——吴俊升率领两万奉军，进攻唐山东门；孙烈臣率领三万奉军，进攻唐山西门；奉军的四十门野炮，对着唐山的东门和西门，疯狂轰击，城门很快就被轰塌，碎片飞溅，城门后的东北国民军士兵，不少人被碎片击中，当场牺牲。
郭松龄站在小山上，看着东门和西门的战斗，手里拿着步枪，对着冲锋的奉军士兵，疯狂射击，子弹打光了，就拿起手榴弹，朝着奉军的队伍扔去。东北国民军的士兵们，虽然疲惫不堪，却也被郭松龄的斗志鼓舞，纷纷拿起武器，与奉军展开肉搏——有的士兵用步枪砸，有的用大刀砍，有的甚至抱着奉军士兵，一起跳下城墙，同归于尽，唐山城内，到处都是枪声、呐喊声、惨叫声，鲜血染红了街道，也染红了郭松龄的军装。
战斗持续到中午，东北国民军的士兵们，伤亡超过一万，剩下的不到五千残兵，也大多受伤，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吴俊升率领奉军，突破了东门，冲进了唐山城内，朝着小山的方向推进；孙烈臣也突破了西门，与吴俊升的部队汇合，一起朝着小山进攻。
郭松龄看着越来越近的奉军，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他拿起最后一颗手榴弹，想拉响与奉军同归于尽，却被身边的亲信拦住：“旅长，别这样！咱们还能投降，或许张作霖会念在您之前的功劳，饶您一命！”
“投降？”郭松龄冷笑一声，推开亲信的手，“我郭松龄就算死，也不会向张作霖投降！我反奉，没错！错就错在，我信了冯玉祥这个小人，错就错在，我太心急，没能看清张作霖的真面目！”说完，他拉响了手榴弹，朝着奉军的队伍冲去，可还没冲到奉军面前，就被奉军的机枪击中，身体晃了晃，倒在地上，鲜血从他的胸口涌出，很快就染红了身下的土地。
奉军士兵们围了上来，确认郭松龄已经死亡后，立刻向吴俊升和孙烈臣报告。吴俊升走到郭松龄的尸体前，看着这个曾经的“奉军同僚”，眼神里满是复杂——有恨，有惋惜，也有一丝敬畏。他下令：“把郭松龄的尸体，运到沈阳，交给帅爷处置，让所有奉军士兵都看看，反奉的下场！”
4月10日，郭松龄的尸体被运到沈阳，张作霖亲自前往沈阳城外的刑场，看着郭松龄的尸体，眼神里满是愤怒和痛心——愤怒的是郭松龄“忘恩负义”，背叛自己；痛心的是郭松龄是奉军少有的“军校出身”将领，有勇有谋，却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他下令：“把郭松龄的尸体，暴尸三日，让沈阳的百姓和奉军士兵都看看，背叛奉军的下场！”
接下来的三天，郭松龄的尸体被挂在沈阳城南的城门上，暴尸示众，不少奉军士兵路过，都忍不住驻足，有的甚至偷偷抹泪——他们大多跟着郭松龄打过仗，知道郭松龄待士兵们不错，从不克扣军饷，却没想到，最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三天后，张作霖才下令，让郭松龄的家人（韩淑秀带着孩子，已被亲信送走，未被找到）前来收尸，可最终，只有几个郭松龄的旧部，偷偷把郭松龄的尸体收走，埋在了沈阳城外的一座小山里，没有立碑，只有一块简单的石头，标记着“郭公松龄之墓”。
郭松龄倒戈反奉，以“郭松龄战死、残兵溃散”告终，这场持续不到一个月的叛乱，虽然失败了，却给奉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奉军伤亡超过三万，损失坦克十辆、野炮十五门，不少精锐士兵战死，奉军的实力，暂时受损；更重要的是，奉军内部的“权力矛盾”彻底暴露，张作霖意识到，“旧部亲信”的模式，已经无法掌控日益庞大的奉军，必须进行“权力洗牌”，才能避免再出现“郭松龄式”的叛乱。
4月中旬，张作霖返回沈阳，召开了奉军核心将领会议，参会的有吴俊升、孙烈臣、杨宇霆、王永江等人，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整顿奉军，权力洗牌”。
会议一开始，张作霖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语气沉重：“郭松龄反奉，给咱们奉军敲了一个警钟！我知道，之前分地盘、拨军饷，我有些偏心，委屈了不少弟兄，也让子良（郭松龄）寒了心，这是我的错。但反奉就是叛乱，不管是谁，只要敢背叛奉军，就只有死路一条！今天开会，就是要整顿奉军，洗牌权力，让弟兄们都能心服口服，以后咱们奉军，再也不能出现‘内斗’的事！”
王永江首先开口，递上一份《奉军权力整顿方案》：“帅爷，要想避免再出现叛乱，必须从‘权力分配’和‘军纪整顿’两方面入手。第一，权力分配——取消‘亲信独占地盘’的模式，按‘战功分配’地盘和税收，谁立的功多，谁就能拿到更好的地盘，税收也能多截留；同时，成立‘奉军军事委员会’，由帅爷任委员长，吴俊升、孙烈臣、杨宇霆任副委员长，所有重大军事决策（如出兵、分地盘、拨军饷），都要经过委员会商议，不能由帅爷一人决定，避免偏心；第二，军纪整顿——再次淘汰老弱残兵和贪生怕死的将领，从郭松龄的残兵中，挑选优秀的士兵和军官，编入奉军（郭松龄的残兵大多是精锐，淘汰可惜），但要严格审查，确保没有‘反奉倾向’；同时，严查克扣军饷的行为，一旦发现，立刻枪毙，绝不姑息！”
张作霖接过方案，仔细看了一遍，越看越满意，点头道：“好！就按这个方案来！子黻，整顿的事，由你总负责，军事委员会的事，由杨宇霆牵头，尽快组建；吴俊升、孙烈臣，你们两人，要配合子黻和宇霆，做好地盘分配和军纪整顿，不能再搞‘亲信那一套’，要是再让我发现，就算是你们，我也绝不饶！”
“是！”吴俊升、孙烈臣、杨宇霆立刻躬身领命——吴俊升知道，之前自己的亲信拿到河南地盘，确实引起了不满，现在按“战功分配”，他也能靠之前的战功，保住自己的地盘，自然愿意配合；孙烈臣向来公正，本就反对“亲信独占”，也全力支持；杨宇霆则想借“军事委员会”的机会，提升自己在奉军的地位，也积极响应。
接下来的一个月，奉军的“权力洗牌”全面展开——
1. 地盘重新分配：按“战功”，吴俊升因“保定前线牵制西北军、平定郭松龄叛乱立功”，拿到了直隶北部（天津、唐山）的地盘，掌控直隶北部六成税收；孙烈臣因“守住山海关、追击郭松龄立功”，拿到了山东全境的地盘，掌控山东七成税收；杨宇霆因“提出平定叛乱方案、组建军事委员会立功”，拿到了河南中部（洛阳、郑州）的地盘，掌控河南五成税收；之前吴俊升的亲信，因“无战功却占地盘”，被收回了河南的地盘，只保留了一个县的税收，有效平息了奉军内部的不满。
2. 军纪整顿：王永江带着“军纪督查队”，淘汰老弱残兵两万余人，遣散回家，发放安家费；查处克扣军饷的将领十五人，其中三人被当众枪毙，其余人被撤职查办；从郭松龄的残兵中，挑选了八千精锐士兵和两百名优秀军官，编入奉军，经过严格审查后，分配到各部队，补充了奉军的实力；同时，规定“军饷每月按时发放，由军事委员会监督，士兵可直接向委员会举报克扣军饷的行为”，士兵们的士气，渐渐回升。
3. 军事委员会组建：杨宇霆牵头，组建了“奉军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军事委员会章程》，明确“所有重大军事决策，需经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方可执行”，有效限制了张作霖的“独断专行”，也让奉军的决策，更加公正合理。
经过一个月的整顿，奉军不仅恢复了实力，还解决了内部的权力矛盾，士兵士气高涨，将领们也心服口服，奉军的凝聚力，远超郭松龄叛乱前。张作霖看着整顿后的奉军，心里满是欣慰——他知道，这次“权力洗牌”，是奉军的“重生”，接下来，他可以重新推进“西进”计划，甚至入主京津，让奉军的势力，达到顶峰。
而此时的北京，冯玉祥的日子却越来越艰难——他背弃与郭松龄的协议后，虽然暂时避免了与张作霖的冲突，却落下了“背信弃义”的骂名，西北军内部，不少将领都对他不满，认为“冯玉祥不讲信用，以后没人会跟咱们合作”；更糟糕的是，张作霖平定郭松龄叛乱后，实力恢复，开始把矛头重新对准西北军，不仅派吴俊升率领三万奉军，重新进驻直隶北部（天津、唐山），还派杨宇霆率领两万奉军，进驻河南中部（洛阳、郑州），对西北军的地盘（北京、直隶南部、河南西部、陕西），形成了“包围之势”。
5月中旬，张作霖派杨宇霆前往北京，与冯玉祥谈判，提出“西北军退出北京，迁往陕西，把北京、直隶南部、河南西部的地盘，交给奉军，奉军可给西北军拨付三十万银元军饷，作为‘撤军补偿’；若西北军不肯退出北京，奉军将出兵进攻，彻底把西北军赶出北方”，语气强势，根本不给冯玉祥讨价还价的余地。
冯玉祥看着杨宇霆提出的条件，心里满是愤怒和无奈——愤怒的是张作霖“趁火打劫”，平定叛乱后就立刻来抢地盘；无奈的是，西北军的实力，不如奉军，郭松龄叛乱时，西北军损耗了一万兵力，现在只有七万兵力，而奉军经过整顿，兵力恢复到十二万，还有坦克和重炮，若真的开战，西北军肯定会战败，只能暂时妥协。
但冯玉祥也不想轻易退出北京——北京是中央核心，掌控北京，就能掌控中央政府，还能赢得百姓和革命势力的支持，一旦退出北京，西北军就会沦为“西北地方军阀”，再也没有机会争夺中原。他只能与杨宇霆周旋，说“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不宜由单一军阀掌控，可由奉军和西北军‘共同驻守’，奉军驻守北京外围（通州、顺义），西北军驻守北京城内，双方共同管理中央政府，地盘分配之事，可再商议”，试图保住北京的控制权。
杨宇霆知道冯玉祥的心思，根本不答应，说“要么西北军退出北京，要么奉军出兵进攻，没有第三种选择”，谈判陷入僵局。杨宇霆返回郑州后，把谈判结果告诉张作霖，张作霖立刻下令，让吴俊升率领三万奉军，从天津出发，向北京外围的通州推进；杨宇霆率领两万奉军，从洛阳出发，向河南西部的三门峡推进，对西北军形成“军事威慑”，逼冯玉祥退出北京。
5月20日，吴俊升的奉军抵达通州城外，与西北军佟麟阁的两万兵力对峙；杨宇霆的奉军抵达三门峡城外，与西北军刘镇华的三万兵力对峙，奉军的坦克和野炮，整齐地列在阵前，炮口对准西北军的阵地，随时可能发起进攻，北京的局势，瞬间紧张起来，百姓们纷纷囤积粮食，担心战火再次爆发。
冯玉祥看着奉军的军事威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周旋，只能无奈地妥协——他给张作霖发密电，同意“西北军退出北京，迁往陕西，把北京、直隶南部、河南西部的地盘，交给奉军，但奉军需拨付五十万银元军饷，作为‘撤军补偿’，同时承诺‘奉军不得进攻陕西，双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张作霖收到密电后，心里大喜，立刻答应冯玉祥的条件，派杨宇霆与冯玉祥签订了《奉西北北京撤军协议》，明确“西北军在6月10日前，全部退出北京，迁往陕西；奉军在西北军撤军后，进驻北京、直隶南部、河南西部，拨付五十万银元军饷给西北军；双方以陕西东部的渭南为界，互不侵犯，不得再发生军事冲突”。
6月1日，冯玉祥率领七万西北军，开始从北京撤军——西北军的士兵们，穿着军装，背着武器，沿着京汉铁路，向陕西的方向推进，北京的百姓们，站在街道两旁，看着西北军撤军，眼神里满是复杂——西北军驻守北京期间，减免赋税、救济百姓，深得百姓支持，百姓们不想让西北军走，却也担心战火爆发，只能默默挥手，为西北军送行。
6月10日，西北军全部退出北京，迁往陕西；当天下午，张作霖率领五万奉军，从天津出发，进驻北京——奉军的士兵们，穿着崭新的灰军装，背着步枪，整齐地走进北京城内，张作霖骑着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里握着马鞭，看着北京的街道，眼神里满是志得意满——他终于入主北京，掌控了中央政府，奉军的势力，从东北、直隶、山东、河南，延伸到了北京，覆盖了北方的核心区域，达到了顶峰，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强的军阀。
6月15日，张作霖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权组建会议”，邀请了奉军将领、北洋系老臣，还有少量中立议员，会议上，张作霖宣布“废除之前的临时治安委员会，组建‘北京临时政府’，张作霖任临时政府大元帅，总揽全国军政财权；杨宇霆任陆军总长，掌控全国陆军部署；王永江任财政总长，负责全国税收和军饷拨付；吴俊升任直隶督军，驻守天津、北京周边，保障中央防务；孙烈臣任山东督军，驻守济南，掌控山东军政；其余奉军核心将领，也分别担任河南、热河等地的军政要职”，至此，奉军不仅掌控了北方核心地盘，还彻底掌控了中央政权，势力达到顶峰，北洋历史进入“奉系独霸北方”的阶段。
会议结束后，张作霖穿着崭新的大元帅礼服，在新华宫举行了就职典礼——虽然孙中山逝世后，革命势力和西南军阀未派代表出席，外国公使也大多持“观望态度”，但奉军将领和北洋老臣齐聚一堂，礼炮轰鸣，乐队演奏北洋军歌，场面依旧十分隆重。张作霖站在新华宫的台阶上，接受将领们的敬礼，看着台下密密麻麻的奉军士兵，语气豪迈：“今天，我张作霖入主北京，任临时政府大元帅，不是为了个人权力，是为了结束军阀混战，统一北方，再南下平定南方，实现全国一统！以后，奉军就是北洋的正统，就是全国的主力，谁要是敢反对咱们，谁要是敢破坏统一，咱们就出兵讨伐，绝不姑息！”
“大元帅万岁！奉军万岁！一统全国！”台下的将领和士兵们齐声呐喊，声音震得新华宫的琉璃瓦都在微微颤抖，远处的街道上，虽然有百姓驻足观看，却没多少欢呼，大多只是默默看着——百姓们经历了太多军阀更迭，从袁世凯到段祺瑞，从曹锟到张作霖，每一次政权更迭，都伴随着战火和苛捐杂税，他们早已不相信“军阀统一”的承诺，只盼着能安稳过日子。
张作霖就职后，立刻让王永江着手“整顿全国财政”——此时的中央财政，早已因连年战乱空虚，曹锟贿选时挪用的公款、直奉战争的军费损耗，让财政部负债累累，连奉军的军饷，都难以按时发放。王永江深知“财政是军队的根基”，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税收”：收回各省军阀私自截留的中央税收，尤其是奉军掌控的直隶、山东、河南，要求各省每月按比例向中央缴纳税收；同时，增加关税和盐税（这两项税收由外国列强掌控，王永江与列强谈判，争取到了“关税自主”的部分权益，盐税也提高了征收比例）；还严查财政部内部的贪腐，罢免了三名贪赃枉法的司长，追回了二十万银元赃款，经过一个月的整顿，中央财政渐渐有了起色，奉军的军饷，终于能按时发放，士兵们的士气，进一步提升。
与此同时，杨宇霆也在忙着“整顿全国陆军”——他以“统一军制”为由，要求各省军阀（尤其是西南的滇军、桂军，还有冯玉祥的西北军），按“中央陆军编制”改编部队，接受中央的军饷拨付，同时交出部分兵权，由中央任命将领；对于拒不服从的军阀，杨宇霆则以“中央大元帅”的名义，发出“讨伐令”，威胁出兵进攻。可各省军阀都清楚，杨宇霆的“整顿”，本质上是“奉军吞并其他军阀”，根本没人服从——冯玉祥的西北军，在陕西整顿兵力，扩编到八万，还修建了兵工厂，拒绝接受中央改编；唐继尧的滇军，在云南扩编到五万，控制了云南的盐税和矿产，也拒不服从；陆荣廷的桂军，掌控湖北、广西，同样拒绝改编，杨宇霆的“陆军整顿”，很快就陷入了僵局，只能对西南军阀“口头威慑”，却不敢轻易出兵——奉军虽然实力强，却要驻守北方的广阔地盘，若出兵南下，北方的防务会空虚，而且南方革命势力也在崛起，奉军腹背受敌，得不偿失。
7月中旬，南方的局势，也渐渐紧张起来——廖仲恺主持的黄埔军校，二期学员顺利开学，招生人数从五百人扩大到一千人，叶挺的革命新军，也从三万扩编到四万，配备了从苏联引进的五十挺重机枪、二十门山炮，战斗力大幅提升。廖仲恺得知“张作霖入主北京、掌控中央政权”后，立刻召开革命党核心会议，叶挺、周恩来（此时已加入革命党，负责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等人全部出席。
会议上，廖仲恺语气凝重：“张作霖掌控北京后，奉军势力达到顶峰，若他稳定了北方，下一步肯定会南下，进攻革命新军和西南军阀，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推进北伐，不能让张作霖有机会南下！之前与冯玉祥约定的‘反奉联盟’，虽然因郭松龄叛乱破裂，但冯玉祥的西北军，依旧是奉军的敌人，咱们可以重新与冯玉祥联络，再联合陆荣廷的桂军、唐继尧的滇军，重建反奉联盟，明年春天，一起北伐，推翻张作霖的临时政府！”
周恩来立刻补充道：“廖先生说得对，而且咱们要重视‘民心’——张作霖的奉军，虽然掌控了北方，却依旧是军阀，会压榨百姓，咱们革命新军，要打出‘保护百姓、废除苛捐杂税’的旗号，在江西、广东整顿民生，减免赋税，救济百姓，赢得百姓的支持，这样北伐时，百姓才会支持咱们，咱们才能打赢奉军！”
叶挺也道：“我同意！现在奉军的主力，都驻守在北方，南方的奉军兵力很少，只有河南南部有一万奉军，咱们可以先派一万革命新军，从江西出发，进攻河南南部，拿下信阳，切断奉军南下的通道，同时试探奉军的战斗力，为明年北伐做准备！”
会议达成一致，廖仲恺立刻派亲信前往陕西，与冯玉祥联络，重建反奉联盟；周恩来负责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和广东、江西的民生整顿；叶挺则负责准备“进攻河南南部”的战事，革命势力，开始为北伐做最后的准备。
而此时的沈阳，张作霖正坐在将军府的书房里，看着杨宇霆送来的“南方局势报告”——报告里详细描述了“革命新军扩编、黄埔军校招生、廖仲恺联络冯玉祥”的情况，杨宇霆在报告里建议“派两万奉军，从河南南部出发，进攻江西，牵制革命新军，同时派人与唐继尧联络，许他‘若归附中央，仍保留云南督军职务，中央给滇军拨付十万发子弹’，拉拢滇军，瓦解反奉联盟”。
张作霖接过报告，手指在“江西—河南南部”的路线上划过，眼神里满是野心：“宇霆，你说得对，不能让革命新军有机会北伐！派两万奉军，由姜登选率领（姜登选是奉军将领，战功赫赫，与郭松龄是同学，却一直忠于张作霖），配备五辆坦克、十门野炮，从河南南部出发，进攻江西北部的九江，拿下九江，就能切断革命新军北上的通道，牵制他们的兵力；同时，派人与唐继尧联络，许他更多的好处，只要他归附中央，云南的税收，可让他截留八成，再给滇军拨二十万发子弹，就算唐继尧不归附，也能让他中立，不参与反奉联盟！”
杨宇霆点头，立刻去安排——他知道，只要牵制了革命新军，拉拢了唐继尧，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陆荣廷的桂军，就成不了气候，张作霖的“南下统一”计划，就能顺利推进。
8月1日，姜登选率领两万奉军，配备五辆坦克、十门野炮，从河南南部的信阳出发，向江西北部的九江推进。驻守九江的革命新军，是叶挺的部下周士第，手里有一万兵力，配备了二十挺重机枪、五门山炮，虽然兵力和装备不如奉军，却依托九江的长江天险，修建了坚固的工事——在长江沿岸，修建了三道战壕，战壕里架着重机枪；在九江的城门上，架起了山炮；还在长江里布置了水雷，防备奉军从长江偷渡，同时给叶挺发密电，请求“派一万革命新军支援九江，否则九江难保”。
叶挺收到密电后，立刻率领一万革命新军，从江西南昌出发，向九江推进，同时给廖仲恺发密电，报告“奉军进攻九江，请求廖先生尽快与冯玉祥联络，让西北军从陕西出发，进攻河南西部的奉军，牵制姜登选的兵力”。廖仲恺收到密电后，立刻给冯玉祥发密电，许他“若西北军进攻河南西部的奉军，牵制奉军兵力，革命新军北伐时，将湖北的税收，分给西北军两成，还会从苏联引进的武器中，拨三十挺重机枪支援西北军”。
冯玉祥收到密电后，心里盘算了许久——他知道，张作霖是西北军的最大威胁，若革命新军被奉军击败，张作霖下一步肯定会进攻陕西，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与革命新军联手，牵制奉军。他立刻给廖仲恺回电，同意“派两万西北军，从陕西东部的渭南出发，进攻河南西部的洛阳，牵制奉军兵力”，同时下令，刘镇华率领两万西北军，配备十门山炮，向洛阳推进。
8月5日，姜登选的奉军抵达九江城外的长江沿岸，他看着长江沿岸的革命新军工事，心里满是不屑——他觉得革命新军大多是“学生兵”，没经过正规训练，就算依托天险，也挡不住奉军的坦克和野炮。他立刻下令，“先用野炮轰击革命新军的工事，再派坦克从长江下游的浅滩偷渡（下游水浅，没有水雷），绕到九江的后方，切断革命新军的粮道，步兵跟进，拿下九江！”
“轰！轰！轰！”奉军的十门野炮，对着革命新军的工事，疯狂轰击，长江水面被炮弹炸得水花四溅，革命新军的第一道工事，被轰塌了大半，不少士兵被炮弹碎片击中，当场牺牲。姜登选看着工事受损，立刻下令“坦克偷渡！步兵准备冲锋！”五辆坦克，沿着长江下游的浅滩，缓缓向九江的后方推进，履带碾过浅滩上的碎石，溅起的水花落在坦克上，很快就结成了水珠。
可姜登选没想到，周士第早已防备着奉军偷渡——他派了一千革命新军，驻守长江下游的浅滩，配备了二十挺重机枪和五门迫击炮，当奉军的坦克刚靠近浅滩时，革命新军的机枪和迫击炮，一起开火，机枪子弹打在坦克的装甲上，虽然无法击穿，却挡住了坦克的推进；迫击炮对着坦克的履带，精准地发射炮弹，“轰！轰！”两炮下去，一辆坦克的履带被炸毁，卡在浅滩上，动弹不得，其余四辆坦克，只能暂时撤退，偷渡计划彻底落空。
姜登选看着被炸毁的坦克，心里满是急躁——他没想到，革命新军的战斗力，会这么强，而且防守得这么严密。他立刻给张作霖发密电，请求“派一万奉军，从山东出发，向江西东部的上饶推进，绕到九江的侧翼，夹击革命新军，否则九江难以拿下”。可张作霖收到密电后，却回电“山东的奉军，需防备冯玉祥的西北军，无法派军支援，你自行想办法，务必拿下九江，牵制革命新军的兵力”——此时，刘镇华的两万西北军，已经抵达洛阳城外，与驻守洛阳的奉军（一万兵力，由杨宇霆的亲信丁超率领）展开了战斗，张作霖只能派山东的奉军，支援洛阳，根本无法给姜登选派援军。
8月8日，叶挺率领一万革命新军，抵达九江城外，与周士第的部队汇合，革命新军兵力达到两万，虽然依旧不如奉军，却士气高涨。叶挺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与周士第商议对策：“姜登选的奉军，虽然有坦克和野炮，却没了援军，而且粮道依赖河南南部的信阳，咱们可以派五千革命新军，绕到九江的后方，进攻信阳的奉军（驻守信阳的奉军只有五千兵力），切断姜登选的粮道，姜登选没了粮饷和子弹，自然会撤退！”
周士第立刻点头：“好！我率领一万五千革命新军，在九江城外与姜登选对峙，吸引他的主力；叶司令您率领五千革命新军，绕到后方，进攻信阳，切断粮道，咱们两面配合，一定能把奉军赶出江西！”
当天深夜，叶挺率领五千革命新军，悄悄从九江出发，绕开奉军的侦查，向河南南部的信阳推进；周士第则在九江城外，故意发起佯攻，对着奉军的工事，疯狂射击，还动用了山炮，吸引姜登选的注意力，姜登选果然上当，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九江城外，防备周士第的进攻，根本没注意到叶挺的部队，已经绕到了后方。
8月12日，叶挺率领五千革命新军，抵达信阳城外。驻守信阳的奉军，是丁超的亲信刘翼飞，手里只有五千兵力，装备了十挺机枪、两门山炮，根本没做好防备——刘翼飞以为“革命新军的主力，都在九江与姜登选对峙，不会来进攻信阳”，每天只派少量士兵巡逻，其余士兵都在军营里休息，甚至有不少士兵，偷偷外出喝酒、抢掠百姓，军纪涣散。
叶挺看着信阳奉军的松懈，心里满是高兴，立刻下令“凌晨三点，发起进攻！先派一千精锐，偷袭信阳的城门，打开城门后，其余士兵跟进，拿下信阳，切断姜登选的粮道！”
凌晨三点，信阳城外一片寂静，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叫声。一千革命新军精锐，穿着奉军的军装（之前缴获的），假装成“姜登选派来的援军”，走到信阳的城门前，对着守门的奉军士兵大喊：“快开门！姜司令派我们来支援信阳，防备革命新军偷袭！”
守门的奉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被叫醒后迷迷糊糊，根本没仔细检查，就打开了城门。一千革命新军精锐，立刻冲进城门，对着城内的奉军士兵，疯狂射击，奉军士兵们猝不及防，纷纷倒下，刘翼飞从睡梦中惊醒，穿着睡衣，手里拿着手枪，想组织反击，却被革命新军的士兵击中，当场牺牲。
不到一个小时，叶挺就率领革命新军，彻底占领信阳，缴获了姜登选囤积的十万斤粮食、五万发子弹，还有两门山炮，同时切断了姜登选的粮道——姜登选的奉军，粮饷和子弹，只够支撑三天，粮道一断，士兵们很快就会饿肚子，根本无法再进攻九江。
8月13日，姜登选收到“信阳失守、粮道被断”的消息后，脸色瞬间惨白——他知道，大势已去，再留在九江，只会全军覆没，只能下令“撤！撤回河南南部的驻马店，再图反攻！”奉军士兵们，听到“撤退”的命令，纷纷扔下武器，朝着驻马店的方向逃跑，周士第率领革命新军，趁机发起追击，消灭了五千多奉军残兵，缴获了两辆坦克、三门野炮，姜登选带着不到一万五千残兵，狼狈地逃到了驻马店，革命新军顺利守住九江，还拿下了信阳，切断了奉军南下的通道，为明年北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九江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张作霖气得把茶杯摔在地上，大骂“姜登选没用！两万兵力，还有坦克和野炮，竟然打不过革命新军的学生兵！”杨宇霆站在一旁，语气凝重：“帅爷，现在的革命新军，已经不是之前的‘弱旅’了，他们有苏联的武器支援，还有黄埔军校的军官，战斗力很强，而且赢得了百姓的支持，咱们不能再轻视他们；更糟糕的是，刘镇华的西北军，已经包围了洛阳，丁超的一万奉军，快要撑不住了，要是洛阳失守，河南西部就会落入西北军手中，奉军南下的通道，会彻底被切断，咱们得尽快派援军，支援洛阳！”
张作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的愤怒，立刻下令：“让吴俊升从天津调一万奉军，从直隶南部出发，支援洛阳；让杨宇霆亲自前往河南，指挥洛阳的战事，务必守住洛阳，不能让西北军拿下河南西部！”
杨宇霆领命后，立刻前往河南，此时的洛阳，已经陷入了激烈的战斗——刘镇华的两万西北军，对着洛阳的城门，疯狂进攻，丁超的一万奉军，虽然防守严密，却因兵力不足，渐渐支撑不住，洛阳的城门，已经被西北军轰开了一个缺口，西北军的士兵们，正朝着缺口冲锋，奉军的士兵们，只能靠肉搏，勉强守住缺口，局势十分危急。
8月18日，杨宇霆率领一万奉军援军，抵达洛阳城外，他看着洛阳城内的战斗，立刻下令“总攻！派五千奉军，从洛阳的西门进攻，吸引西北军的主力；派五千奉军，从洛阳的东门进攻，打开城门，接应丁超的部队，两面夹击，把西北军赶出洛阳！”
奉军的士兵们，立刻按计划行动——西门的五千奉军，对着西北军的侧翼，疯狂冲锋，西北军的主力，果然被吸引到了西门；东门的五千奉军，趁机发起进攻，对着西北军的防线，疯狂射击，很快就突破了西北军的防线，打开了洛阳的东门，丁超的一万奉军，在东门内早已拼得弹尽粮绝，见援军突破城门，瞬间士气暴涨，大喊着“援军来了！”从掩体里冲出来，与东门的奉军汇合，朝着西北军的侧翼发起反击。刘镇华此时才发现自己中了计——西门的奉军是佯攻，东门才是主力，可西北军的主力已被牵制在西门，根本来不及调兵回援，只能眼睁睁看着奉军从东门涌入，与城内的奉军形成夹击之势。
“撤！立刻撤回陕西！”刘镇华咬牙下令，再打下去，两万西北军只会全军覆没。西北军的士兵们本就因久攻不下疲惫不堪，听到撤退命令，纷纷朝着洛阳西门逃跑，杨宇霆和丁超率领奉军紧紧追击，一路上消灭了三千多西北军残兵，缴获了五门山炮、二十挺重机枪，8月19日傍晚，奉军彻底守住洛阳，河南西部的危机暂时解除。
杨宇霆立刻给张作霖发通电，报告“守住洛阳，西北军残部逃回陕西，河南西部防务已稳固”，同时建议“派一万奉军驻守洛阳至渭南的铁路沿线，修建炮堡，防备西北军再次进攻；另外，给姜登选增派五千兵力、三万发子弹，让他驻守驻马店，守住河南南部，确保奉军南下通道不被彻底切断”。张作霖收到通电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立刻批准了杨宇霆的建议，还特意发电嘉奖：“宇霆此次守住洛阳，立了大功，河南的军政事务，以后就由你全权负责，务必稳住河南，不让冯玉祥再有机可乘！”
杨宇霆收到嘉奖，心里满是得意——这是他第一次独自掌控一省军政，意味着在奉军的地位，已隐隐超过吴俊升、孙烈臣，距离“奉军二号人物”的目标越来越近。他立刻按计划部署：派亲信赵恩臻率领一万奉军，在洛阳至渭南沿线修建了八座炮堡，每座炮堡配备三门野炮，形成“防线链”；同时亲自前往驻马店，给姜登选送去兵力和子弹，叮嘱他“驻马店是河南南部的门户，绝不能再丢，若西北军或革命新军来攻，先坚守，再向我求援，切勿贸然进攻”。
姜登选此前因九江战败满心愧疚，见杨宇霆不仅没追责，还送来援军和弹药，立刻躬身承诺：“杨总长放心，我定死守驻马店，就算战死，也不会让奉军南下通道断在我手里！”
而此时的陕西西安，冯玉祥正对着地图唉声叹气——刘镇华的两万西北军损失三千，还丢了五门山炮，河南西部的进攻彻底失败，重建反奉联盟的计划也受了重创；更糟糕的是，张作霖在洛阳部署了防线，西北军再想进攻河南，难如登天。鹿钟麟走进来，递上一份廖仲恺发来的密电，语气凝重：“司令，廖先生来电，说革命新军守住了九江、拿下了信阳，牵制了奉军的兵力，让咱们别灰心，先在陕西整顿兵力，扩编部队，明年春天再一起北伐，他还说，苏联会给咱们支援一批武器，包括五十挺重机枪、二十门野炮，下个月就能运到西安。”
冯玉祥接过密电，看到“苏联支援武器”的字样，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光芒。他放下地图，语气重新坚定：“好！既然革命新军能守住九江，咱们就先沉下心来整顿！鹿钟麟，你负责扩编部队——从陕西流民中招募两万青壮，从西北军残兵中挑选精锐，把兵力从七万扩编到九万；我亲自去督办陕西兵工厂，把产能再提一提，争取每月能生产四十挺重机枪、十门山炮，再加上苏联支援的武器，明年春天，咱们就算打不过奉军，也能守住陕西，配合革命新军北伐！”
鹿钟麟立刻领命，陕西的西北军，开始进入“闭门整顿”的阶段，暂时不再与奉军正面冲突，北方的局势，终于从“剑拔弩张”渐渐趋于稳定，可奉军内部的权力格局，却在这平静之下，悄悄发生着新的变化。
9月至11月，张作霖在北京的临时政府里，忙着巩固自己的统治——他让王永江继续整顿财政，不仅把奉军掌控各省的税收按比例上缴中央，还与外国列强谈判，收回了部分“租界关税自主权”，中央财政收入较之前翻了一倍，不仅能按时发放奉军军饷，还能拿出资金，支持沈阳兵工厂扩大产能；他让杨宇霆在河南推行“军垦”政策，组织奉军士兵，在河南东部的荒地开垦农田，既解决了部分士兵的安置问题，又增加了粮食产量，缓解了奉军的粮饷压力；同时，他还在北京举办“北洋将领会议”，邀请了北洋系的老臣和各省中立军阀，许以“官职和税收优惠”，拉拢他们归附临时政府，虽然大部分军阀依旧持观望态度，却也有热河、察哈尔的地方军阀，主动归附奉军，奉军的势力范围，又悄悄扩大了一圈。
期间，张作霖还特意回了一趟沈阳——郭松龄叛乱后，沈阳的百姓对奉军有了一些不满，他要亲自回去“安抚民心”。在沈阳的百姓大会上，张作霖脱下大元帅礼服，穿回旧军装，站在高台上，对着百姓们大声说：“之前郭松龄叛乱，让百姓们受了惊吓，也让不少弟兄送了命，这是我的错！以后，奉军绝不会再克扣军饷，绝不会再随意扰民，我张作霖向百姓们保证，会减免沈阳百姓一年的赋税，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让大家能吃饱饭，安稳过日子！”
百姓们听到“减免赋税、开仓放粮”，纷纷拍手叫好——之前郭松龄叛乱时，奉军为了筹集军饷，曾向百姓征收过“临时捐”，百姓们虽有不满，却也理解战乱之苦，如今张作霖主动减免赋税、救济百姓，不满渐渐消散，对奉军的支持，也重新回升。会后，张作霖还亲自前往沈阳城外，给郭松龄的“无名墓”添了一抔土——他不是原谅郭松龄的背叛，而是想借此向奉军士兵传递“念旧情”的信号，让士兵们知道，只要不背叛奉军，就算战死，也会被铭记，进一步稳定军心。
11月底，沈阳兵工厂传来好消息——新引进的德国重炮生产线正式投产，每月能生产二十门大口径野炮，比之前的产能翻了一倍；同时，从苏联订购的五十辆轻型坦克，也顺利运到沈阳，奉军的装甲旅，从之前的五十辆坦克，扩编到一百辆，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装备最精良的装甲部队。张作霖收到消息后，心里满是志得意满，立刻给杨宇霆、吴俊升、孙烈臣发密电，约定“1926年春天，奉军分三路南下——杨宇霆率四万奉军，从河南出发，进攻湖北的桂军，拿下湖北；吴俊升率三万奉军，从直隶出发，进攻陕西的西北军，牵制冯玉祥；孙烈臣率三万奉军，从山东出发，进攻江西的革命新军，与杨宇霆的部队汇合，彻底消灭南方的反奉势力，实现全国一统！”
杨宇霆、吴俊升、孙烈臣收到密电后，纷纷回电响应——杨宇霆想靠拿下湖北，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吴俊升想靠消灭西北军，报之前保定前线被牵制的仇；孙烈臣则想靠进攻革命新军，巩固自己在山东的地盘，三人各有心思，却在“南下一统”的目标上，达成了一致。
可张作霖没想到，他的“南下一统”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奉军内部就又出了“小插曲”——孙烈臣在山东整顿兵力时，突发重病（多年征战，积劳成疾），卧床不起，无法再率军作战。孙烈臣是奉军的“元老”，从张作霖早年打天下就跟着他，第一次直奉战守锦州、第二次直奉战守山海关、郭松龄叛乱时守山海关，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为人公正，在奉军士兵中威望极高，他病重的消息传到北京，张作霖立刻放下手头的事务，亲自前往济南探望。
在济南的督军府里，孙烈臣躺在床上，脸色苍白，连说话都变得困难，见张作霖来了，挣扎着想起身，却被张作霖按住。“辅帅（孙烈臣字辅忱，张作霖一直称他‘辅帅’），你别动，好好养病！”张作霖坐在床边，握着孙烈臣的手，眼眶通红——他这辈子，身边的亲信不少，可像孙烈臣这样“既能打仗，又能公正处事”的人，寥寥无几，孙烈臣病重，对奉军来说，是重大的损失。
孙烈臣看着张作霖，用微弱的声音说：“帅爷……我怕是不行了……山东的防务……你要交给可靠的人……杨宇霆……太傲……吴俊升……太贪……以后……你要多听王永江的……他懂财政……能稳住奉军的根基……别再轻易……发动大战……百姓们……受不了了……”
张作霖点头，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哽咽着说：“辅帅，你放心，山东的防务，我会安排好，你的话，我记在心里，以后会谨慎用兵，不让百姓再受苦！你一定要好好养病，等你好了，咱们再一起喝酒，一起商量一统全国的事！”
可孙烈臣终究没能熬过1925年的冬天——12月19日，孙烈臣在济南督军府病逝，享年五十四岁。孙烈臣病逝的消息传到奉军各地，士兵们纷纷自发哀悼，有的甚至哭着说“辅帅走了，以后再也没人替咱们做主了”；张作霖得知消息后，在济南督军府里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就下令“全国奉军，为孙烈臣哀悼三日，济南全城百姓，减免半年赋税，以慰辅帅在天之灵”，同时任命杨宇霆兼任山东督军，接管山东的军政事务——杨宇霆本就掌控河南，如今又接管山东，成为奉军掌控地盘最广、权力最大的将领，奉军的权力格局，再次发生洗牌，杨宇霆与吴俊升之间的矛盾，也悄悄埋下了伏笔。
12月25日，圣诞节，北京下起了鹅毛大雪，覆盖了新华宫的琉璃瓦，也覆盖了奉军的军营。张作霖坐在新华宫的书房里，看着孙烈臣的遗像，手里拿着一杯热酒，却没喝——孙烈臣的病逝，让他的“南下一统”计划，不得不暂时推迟，也让他意识到，奉军虽然势力达到顶峰，却也面临着“元老凋零、新人崛起”的问题，权力的平衡，需要重新调整。
王永江走进书房，递上一份《1926年奉军调整计划》：“帅爷，孙督军病逝，山东的防务交给杨宇霆，虽然能稳定局势，却也让杨宇霆权力太大，需加以制衡——我建议，让吴俊升兼任热河都统，掌控热河的军政和税收，提升吴俊升的地位，与杨宇霆相互制衡；同时，暂停‘南下一统’计划，先在北方整顿半年，巩固地盘，安抚民心，等局势彻底稳定后，再考虑南下，这样既符合孙督军‘谨慎用兵’的遗愿，也能避免奉军陷入南方的战乱泥潭。”
张作霖接过计划，看着“制衡杨宇霆”“暂停南下”的字样，想起孙烈臣的遗言，缓缓点头：“好！就按你说的办！让吴俊升兼任热河都统，杨宇霆掌控河南、山东，吴俊升掌控直隶、热河，两人相互制衡，避免再出现‘一人权力过大’的情况；南下计划，暂停半年，1926年上半年，咱们的重点是‘巩固北方、安抚民心’，等秋天，再看南方的局势，决定是否南下。”
王永江点头退下，张作霖看着窗外的大雪，心里满是感慨——1925年，对奉军来说，是“大起大落”的一年：年初郭松龄倒戈，奉军险些覆灭；平定叛乱后，权力洗牌，奉军重生；入主京津，掌控中央，势力达到顶峰；年末孙烈臣病逝，南下计划暂停，权力格局重新调整。这一年，奉军从“危机四伏”走到“独霸北方”，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万精锐战死，元老凋零，内部权力矛盾虽暂时缓解，却依旧暗流涌动。
而此时的南方，革命势力也在悄悄积蓄力量——黄埔军校二期学员顺利毕业，全部分配到革命新军，叶挺的部队扩编到五万，配备了苏联支援的坦克和重炮；廖仲恺与冯玉祥的反奉联盟，虽因洛阳战败暂时停滞，却依旧保持着联络；孙中山的《国事遗嘱》被广泛传播，“北伐统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思想，深入百姓心中，革命势力的威望，越来越高。
1925年的最后一夜，雪越下越大——北京的新华宫里，张作霖对着孙烈臣的遗像，敬了一杯酒，轻声道：“辅帅，1925年过去了，奉军稳住了，北方也稳住了，你放心，我会守住奉军，也会尽量让百姓们安稳过日子。”
沈阳的兵工厂里，机器依旧轰鸣，工人师傅们冒着严寒，赶制着重炮和子弹，为奉军的下一步行动做准备；陕西的西北军军营里，冯玉祥与鹿钟麟围着篝火，商议着1926年的整顿计划，眼神里满是斗志；广州的黄埔军校里，叶挺与周恩来带着学员们，在雪地里进行夜间训练，呐喊声穿透风雪，满是对北伐的渴望。
1925年的钟声，在漫天风雪中敲响，这一年，奉系势力达到顶峰，却也开始面临“权力制衡”与“谨慎用兵”的挑战；西北军闭门整顿，等待北伐的时机；革命势力积蓄力量，北伐的号角，已在南方悄悄吹响。1926年，注定是北洋历史上“南北对决”的一年——奉军与革命新军、西北军的大战，即将在这片饱经战乱的土地上，拉开序幕，军阀混战的格局，也将在这一年，迎来新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