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山河是被后脑勺的钝疼拽醒的，疼得钻心，像是有根烧红的铁钎子扎在骨缝里，每动一下都带着牵扯的剧痛。他费力地睁开眼，首先撞进视野的是糊着报纸的土墙，1982年的《天津日报》，边角被烟火熏得发黄发脆，卷成了狗耳朵的模样，中间还沾着块干硬的玉米面糊糊。
墙头上钉着半本撕烂的日历，红底黑字印得清楚：1982年3月12日。下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划了道横线，旁边写着“铁柱买煤”，那是继父张铁柱的字，丑得像满地爬的蚂蚁。陈山河盯着那行日期，脑子“嗡”的一声，像是被重锤砸中——1982年，他竟然回到了1982年！
后脑勺的疼突然变得具体，昨夜的画面如同泼翻的墨汁，在脑子里迅速晕开。
昨儿傍晚刚下工，他攥着公社李叔给的招工指标条，揣在贴胸的兜里，脚步都带着飘。津门第一制刷厂，国营的，每月三十七块五的工资，还发三十斤粮票、一丈二尺布票，过年更有两斤福利油。
1982年的津门，能进国营厂当工人，比考上中专还风光，街坊邻居见了都得点头哈腰。这指标是他跑了三趟公社，蹲在李叔家门口守了两个早上，才磨来的机会，手里的纸条都被汗浸湿了边角。
可刚进院门，就撞见张建军斜倚在门框上抽烟。军绿挎包松垮地挂在肩上，头发用廉价的梳头油抹得锃亮，油光水滑的能照见人影，嘴里叼着根“迎春”烟，烟屁股快烧到手指头了也不扔。
看见陈山河进来，他把烟往地上一摁，用塑料底布鞋碾了碾，火星子溅到陈山河的裤脚：“指标条拿来吧。”
陈山河攥紧了兜里的纸条，心里一沉：“啥指标条？”
“装啥糊涂？”
张建军嗤笑一声，往前凑了两步，酒气混着烟味扑过来，“津门第一制刷厂的，俺爹说了，这名额得给俺。你一个外来的拖油瓶，配进国营厂？”
“这是我的指标。”
陈山河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抵在了院墙上，“我自己跑公社要的，跟你没关系。”
“你的？”
张建军像是听见了天大的笑话，抬手就推了陈山河一把，“你吃俺家的饭，喝俺家的井水，住俺家的炕，拿个指标给俺咋了？俺爹说了，这家里的好处，轮不到你个外人沾光！”
陈山河被推得撞在墙上，胸口发闷，火气也上来了：“我娘走的时候，你爹攥着我的手说，要好好待我，让我有口正经饭吃，有个正经活儿干！你现在说这话，对得起我娘？”
这话刚落地，里屋的门“砰”地被撞开，张铁柱冲了出来。他穿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脸膛通红，刚跟胡同口的王大爷喝了两盅散装白酒，酒气比张建军还重。
听见陈山河的话，他眼睛一瞪，抄起炕边那把槐木板凳子就砸了过来：“你个白眼狼！敢跟你哥顶嘴？俺供你吃供你穿，拿个指标给俺儿子咋了？今天俺砸死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陈山河只觉得后脑勺一阵剧痛，像是被重锤砸中，眼前瞬间发黑，手里的指标条“飘”了出去。他想伸手抓，可身体已经不受控制，直直地栽在地上，倒下前最后看见的，是张建军弯腰去捡指标条的手，还有王大妈听见动静冲进来拦张铁柱的身影。
也不知过了多久。
“醒了就别装死！”
门口传来张建军的声音，带着得瑟的劲儿，塑料底布鞋趿拉在地上，“俺爹让你起来烧火做饭，你以为你是啥大人物？还敢赖炕？”
陈山河撑着炕沿坐起来，后脑勺的疼让他眼前发黑，他摸了摸伤处，肿起一个拳头大的包，一碰就疼得钻心。
他不是张家的亲儿子，是娘带着他从河北沧州嫁过来的，娘走的时候他才十五岁，张铁柱收留他，不过是图娘留下的那只银镯子和半袋小米。
这三年来，他在砖窑厂拉砖，在菜地里浇粪，干的都是最累的活儿，张建军却游手好闲，天天在胡同里晃荡，可张铁柱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处永远先紧着亲儿子。
前世的记忆突然如潮水般涌来，带着刺骨的寒意。
前世他没争过张建军，指标被抢走了，只能去胡同深处的私人制刷作坊干活。作坊就一间低矮的小房，满屋子木屑子，呛得人直咳嗽，老板刘秃子抠得要命，日薪才八毛，还总拖欠工资。
他干了四年，攒了点钱想跟人合伙倒腾山货，结果被所谓的“朋友”坑得精光，连柳春杏的嫁妆钱都赔了进去。
春杏是他后来在兴安岭认识的，柳老根的闺女，眼窝浅，心实诚，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两个小梨涡。
为了帮他还债，春杏偷偷去建材厂扛水泥，一百斤的水泥袋子压在她单薄的肩上，腰都直不起来，冬天手冻得裂了口子，渗着血，却还笑着跟他说：“俺不累，等咱们攒够了钱，就盖个砖房。”
后来春杏得了咳嗽的毛病，总也不好，夜里咳得睡不着觉。柳老根心疼闺女，说山里的野山参能治咳嗽，就背着筐上山了。鹰嘴崖那地方陡得能掉石头，谁都知道危险，可老爷子为了闺女，还是去了。
等陈山河找到他的时候，老爷子趴在崖底，手里还攥着棵刚挖的山参，根须都没断，脸上还带着点笑，像是想着能给闺女治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