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上正是热闹的时候，自行车的叮铃声此起彼伏，车后座上大多载着菜篮子或布包，偶尔有辆挂着“永久”牌的自行车驶过，会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
路边的粮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手里攥着粮本和粮票，踮着脚往店里瞅，1982年的津门，虽说粮食已经不那么紧张，但细粮还得凭票供应，玉米面这种粗粮虽不要票，也得赶早买才新鲜。
红旗供销社就在街道中段，是栋青砖砌的平房，门楣上挂着红漆写的招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白底红字标语贴在门两侧，风吹得边角微微卷翘。
门口摆着两个大竹筐，里面装着刚到的白菜和萝卜，几个大妈正围着挑拣，手里的菜篮子磕得竹筐“砰砰”响。
陈山河掀开门帘进去，一股混杂着肥皂香、酱油味和布料味的气息扑面而来。供销社里分了好几个柜台，木制的柜台擦得锃亮，玻璃柜里摆着各式商品，柜台后站着两位穿蓝色工装的售货员，胸前别着“服务标兵”的红袖章。靠墙的货架上堆着袋装的粮食和布匹，最上面还摆着几瓶“雪花膏”，玻璃瓶盖反射着灯光。
“同志，要点啥？”
靠门的售货员抬起头，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梳着齐耳短发，脸上带着点严肃——80年代的供销社售货员算是“铁饭碗”，态度大多带着点公事公办的硬气。
陈山河走到粮食柜台前，踮脚往货架上看，玉米面装在粗布袋子里，袋口用麻绳扎着，上面挂着个小木牌，写着“每斤0.18元”。
“同志，给称两斤玉米面。”
他说着从挎包里掏出个干净的布兜——这是娘生前缝的，边角已经磨毛了，却洗得干干净净。
售货员“嗯”了一声，拿起铁皮簸箕，从布袋子里舀了两大勺玉米面，倒进杆秤的秤盘里。秤砣在秤杆上滑动，她眯着眼瞅了瞅，又添了小半勺，“两斤整，不多不少。”
说着把玉米面倒进陈山河的布兜里，“三毛六。”
陈山河攥着钱的手顿了顿，这价格比他记忆里贵了两分钱，转念一想才记起，开春后粗粮价格涨了点，去年冬天还是一毛六一斤。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五毛的纸币递过去，售货员接过钱，从铁皮钱箱里找出一毛四的零钱，一枚一毛的硬币，四枚一分的硬币，叮当放在柜台上。
接下来是咸菜柜台，玻璃坛子里泡着各种咸菜，疙瘩咸菜、酱黄瓜、腌萝卜缨子，每个坛子上都盖着玻璃盖，旁边摆着小勺子。“要一包疙瘩咸菜。”
陈山河指着最大的那个坛子，前世他在作坊干活时，就靠这个就着窝头吃，咸香入味，还顶饿。
售货员用小勺子捞起一块拳头大的疙瘩咸菜，放在案板上切了切，用油纸包成三角包，“五分。”
陈山河递过一枚五分的硬币，接过咸菜包，闻了闻，还是那股熟悉的酱香味，心里踏实了不少，路上有这东西，玉米面窝头就不会难以下咽。
走到日用品柜台时，陈山河停住了脚步。货架上摆着各式肥皂，有上海产的“蜂花”牌，也有本地的“海河”牌，价格都标在旁边，“蜂花”牌三毛八，“海河”牌三毛五。
他伸手拿起一块“海河”牌肥皂，包装纸上印着蓝色的海浪图案，摸起来硬邦邦的，这是他唯一能买得起的洗漱用品，路上洗手洗脸都得靠它，还能顺便洗两件换洗衣裳。
“三毛五。”
售货员报了价，陈山河递过钱，把肥皂放进挎包外侧的口袋里，刚好能卡住，不容易掉出来。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柜台尽头的玻璃柜吸引了他的目光。那是个单独的玻璃柜，锁着黄铜锁，里面摆着几块手表，表盘亮晶晶的，其中一块黑色表盘、棕色皮表带的格外显眼，表盘下方刻着“天津牌”三个小字，旁边的红色标价签上写着“120元”。
陈山河的喉咙不自觉地动了动，咽了口唾沫。前世他直到三十岁，才攒够钱给春杏买了块二手的“上海牌”手表，表盘上还有道划痕，春杏却宝贝得不行，天天戴在手上，干活时怕磨着，特意用布包起来。
那时候他就发誓，要是有机会，一定要给春杏买块新的“天津牌”，这是当时津门最出名的手表，戴出去比上海牌还风光。
“同志，要看手表？”
售货员注意到他的目光，语气柔和了些，“这‘天津牌’是紧俏货，不光要花钱，还得要工业券，一张工业券顶十块钱呢。”
陈山河摸了摸挎包里的钱，五十二块，连一半都不够，更别说工业券了。他自嘲地笑了笑，收回目光，现在想这些还太早，等到了兴安岭，种上人参，养上蜜蜂，别说120块的手表，就是200块的，他也能给春杏买。他对着玻璃柜里的手表默默说了句“等着我”，转身往门口走。
出了供销社，陈山河往街尾的五金店走。那是间更小的铺子，门口挂着个生锈的铁环当招牌，里面摆满了各式农具和五金件，锄头、镰刀、钉子、铁丝，堆得满满当当。
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戴顶旧的蓝布帽，正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磨斧头，砂轮转得“嗡嗡”响，火星子溅到地上。
“大爷，给我拿把小斧头。”
陈山河走到门口，目光落在墙上挂着的一排斧头上，有大的劈柴斧，也有小的手斧，木柄都是新的，油光发亮。
老头停下砂轮，抬起头瞅了他一眼：“要啥样的？劈柴还是砍树？”
“砍树用，要轻便点的。”
陈山河说，他要去兴安岭，得砍些树枝搭棚子，还得防备野兽，小斧头既趁手又能当武器。
老头从墙上取下一把小斧头，递给他：“这把是好铁打的，刃口磨得快，砍碗口粗的树没问题，木柄是枣木的，结实。”
陈山河接过斧头，掂量了掂量，重量刚好，握在手里很稳，刃口闪着寒光，确实是把好斧头。
“多少钱？”
“两块，不还价。”
老头说，“这价不贵，你去别的店问问，最少两块二。”陈山河没犹豫，从挎包里掏出两张一元的纸币递过去，这是他剩下的钱里最大的面额了。
老头接过钱，从屋里拿出张旧报纸，把斧头柄包起来，“拿着，别磨着手。”
陈山河谢过老头，把斧头扛在肩上，往火车站的方向走。此时天已经擦黑了，街道上的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光映着他的身影。他路过早点铺时，刘大爷正收摊，看见他肩上的斧头，笑着喊：“山河啊，这是要去闯关东啊？”
“去兴安岭，找活儿干。”陈山河停下脚步，笑着回应。
刘大爷从铺子里拿出两个热乎的煎饼馃子，用油纸包好塞给他：“拿着路上吃，不要钱。当年我去东北闯关东，也跟你一样，揣着把斧头就去了，祝你一路顺风。”
陈山河推辞不过，接过煎饼馃子，心里暖烘烘的，这津门虽有张铁柱那样的恶人，却也有刘大爷、王大妈这样的好心人。
走到火车站时，候车室已经亮满了灯。陈山河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把挎包放在腿上，小心翼翼地打开，整理采购的东西：两斤玉米面装在布兜里，放在最底下；一包咸菜、一块肥皂放在中间；斧头靠在旁边，用报纸包着，不会硌着东西。
他摸了摸怀里的照片，又摸了摸剩下的钱，五十二块花了两块七毛六，还剩四十八块二毛四，够买火车票和路上的吃喝了。
候车室里很热闹，有背着包袱的农民，有穿着制服的工人，还有几个和他一样要去东北的年轻人，正围着聊天。陈山河靠在椅子上，看着手里的煎饼馃子，闻着淡淡的油香，又想起了春杏。
前世他就是在这个火车站，揣着仅有的几块钱，踏上了去兴安岭的路，那时候他一无所有；而现在，他有斧头，有粮食，有重生的机会，更有守护春杏的决心。
他咬了一口煎饼馃子，香得眼睛都湿了。这是津门的味道，是家乡的味道，他会带着这份味道去兴安岭，在那里扎根，发芽，长出属于自己的好日子。
窗外的月亮升了起来，银辉洒在火车站的屋顶上，陈山河握紧了手里的斧头，心里默念：“春杏，柳大爷，我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