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天，柳絮飘满清水镇中学的操场。
林川坐在操场东侧的老槐树下，膝盖上摊着一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但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眼睛的余光追随着操场上那个穿白色连衣裙的身影。
唐小艾正在和几个女生打羽毛球，跳跃时马尾辫在空中划出轻盈的弧线。阳光透过柳絮的缝隙洒在她脸上，皮肤白得几乎透明。
“川子，又看小艾呢？”王胖子一屁股坐在旁边，地砖都震了震。
林川慌忙收回目光，耳根发烫：“胡说什么，我在背单词。”
“得了吧，你书都拿反了。”
林川低头一看，数学练习册果然封面朝下。他尴尬地翻过来，转移话题：“你二模数学多少分？”
“四十二。”王胖子满不在乎，“我爸说了，考不上就跟他跑运输，一个月也能挣三千。”
林川没接话。三千，对清水镇来说是不错的收入。他爸林建国在镇上的砖厂，一个月才一千二。他妈李秀兰在镇卫生院做保洁，八百。
“你不一样。”王胖子难得正经，“你是咱班前二十，努努力能上二本。你家指望你跳龙门呢。”
跳龙门。这个词从小听到大。
每次林川捧着奖状回家，父亲总会眯着眼，用粗糙的手摸摸他的头：“好好学，跳出这穷地方。”母亲则会多炒个鸡蛋，悄悄放进他碗里。
放学铃响了。林川收拾书包时，看见唐小艾被一辆黑色轿车接走。车窗摇下时，他瞥见驾驶座上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
“唐小艾她爸，县教育局的。”王胖子小声道，“听说她家在三江市区买了房，高考完就搬过去。”
林川默默把练习册装进洗得发白的书包。三江市，离清水镇三百公里，省城。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还是高一参加物理竞赛时。
骑上那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林川沿着河堤往家走。清水河混浊缓慢，像镇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日复一日地流淌，掀不起什么波澜。
家在镇东头的老旧家属院，红砖墙爬满青苔。林川停好车，还没进门就听到父母的争吵。
“医生说了，至少要五千！”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
“五千？我去哪找五千？砖厂半年没发全工资了！”父亲的声音沙哑疲惫。
林川推门进去，争吵戛然而止。
“小川回来了。”母亲抹了把脸，转身进厨房，“饭马上好。”
父亲坐在小凳子上抽旱烟，烟雾缭绕中，侧脸皱纹深得像刀刻。他才四十五岁，头发已经白了大半。
“爸，妈，怎么了？”林川放下书包。
“没事。”父亲磕了磕烟袋，“你妈老毛病，药吃完了。”
林川知道母亲的“老毛病”——类风湿关节炎，手指关节已经有些变形。药不能停，一停就疼得整夜睡不着。
晚饭是稀饭、咸菜，唯一的一盘炒青菜里零星有几片腊肉。母亲把肉片都夹到林川碗里。
“妈，我不用……”
“你读书费脑子，多吃点。”母亲的手背关节红肿着，夹菜时微微颤抖。
饭后，林川在八瓦节能灯下做试卷。父母在隔壁小声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他还是隐约听到几个词：“借款……二姨家……抵押……”
他握笔的手紧了紧，在草稿纸上狠狠划下一道。
深夜十一点，林川做完最后一套英语模拟卷。他起身倒水时，透过门缝看到父母房间还亮着灯。父亲佝偻着背，在台灯下数着一叠零钱，都是五块十块的。
第二天清晨五点，林川被院里的动静吵醒。他推开窗，看见父亲推着那辆破三轮车出门，车上堆着扫帚和编织袋。
“爸？”他轻声问。
父亲回头，有些慌乱：“吵醒你了？我去扫街，环卫队招临时工，一天三十。”
“您不是还要去砖厂……”
“上午扫街，下午去砖厂，不耽误。”父亲摆摆手，“快回去睡，还早。”
林川站在窗前，看着父亲瘦削的背影消失在晨雾中。三轮车的车轮轧过石板路，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像一首疲惫的歌。
上午的数学课，林川走神了。黑板上的函数图像模糊成父亲推三轮车的背影。
“林川，你来解这道题。”数学老师点名。
他站起来，大脑一片空白。
后排传来唐小艾轻微的叹息声，很轻，但足够清晰。
坐下时，王胖子递来一张纸条：“昨晚网吧通宵了？脸色这么差。”
林川摇头，在纸条背面写：“没事。”
但其实有事。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有些距离，不是靠努力就能跨越的。就像他和唐小艾之间，隔着的不仅是教室里的几排座位，还有父亲扫过的整条街，母亲红肿的关节，和那个需要五千块钱才能治的“老毛病”。
课间，唐小艾主动走过来，带着一股淡淡的栀子花香。
“林川，下个月我生日，在家办个小聚会，你来吗？”她声音轻柔，眼神清澈。
周围几个男生投来羡慕的目光。
林川张了张嘴，那句“好”在舌尖转了一圈，变成了：“我……看看时间。”
“哦。”唐小艾眼里的光黯淡了些，“那再说吧。”
她转身离开时，林川看见她裙子标签上的英文logo，那是他在县城商场橱窗里见过的牌子，一件裙子标价598元。
598，相当于母亲半个月的工资。
放学后，林川没直接回家。他骑车去了镇西的劳务市场，那里聚集着等活干的泥瓦匠、木工、搬运工。墙上贴着各种招工广告，大多是日结的体力活。
一个工头模样的人正在喊：“搬水泥，一吨五块，要三个人！”
几个中年男人围上去。林川犹豫了一下，也挤上前。
“你？”工头打量着他校服下瘦弱的身体，“学生娃别捣乱，水泥袋你扛不动。”
“我扛得动。”林川挺直腰板。
“行，试试吧，扛不动不给钱。”
两个小时后，林川浑身是灰，肩膀火辣辣地疼。他领到了三十块钱——扛了六吨水泥。工头多给了五块：“学生娃不容易，买瓶水喝。”
攥着那三十五块钱，林川在路边小摊买了三斤苹果。母亲最爱吃苹果，但总是说“不爱吃”，全留给他。
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父亲也刚回来，裤腿上沾满泥浆。
“去哪了这么晚？”母亲担忧地问。
“去同学家问题目。”林川撒了谎，把苹果放在桌上，“路上看到便宜，买的。”
母亲拿起一个苹果，眼眶突然红了：“你这孩子……”
父亲没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手掌粗糙但温暖。
那晚，林川在日记本上写：
“今天挣了三十五元，肩膀很疼。但看到妈妈吃苹果时的笑容，觉得值。离高考还有78天，我要更努力。一定要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让爸妈过上好日子。”
写完，他翻开数学试卷，继续刷题。窗外的月亮很圆，照亮清水镇黑瓦白墙的屋顶，也照亮少年眼中尚未被现实磨灭的光。
他不知道的是，在同一轮明月下：
三百公里外的三江市，唐小艾正在新家的落地窗前练钢琴。父亲说，艺术特长对考好大学有帮助。
县城教育局的办公室里，唐小艾的父亲正在签署一份文件，关于“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标准。
北京某高校的教授，正在修改一篇论文，研究主题是“中国社会流动性变化趋势”。
上海陆家嘴的投行精英，刚刚结束跨国视频会议，账户里又多了七位数的年终奖。
这些世界离林川很远，远得像夜空中的星星。他只能看见眼前这盏八瓦的灯，灯下渐生华发的父母，和那条需要通过高考才能挤上去的、狭窄的独木桥。
但至少此刻，他还有力气向前走。
还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