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不愿意延毕，我给了我导师一巴掌。
巴掌落下去的那一刻，办公室的空气像被抽真空，连打印机吐纸的声音都显得格外刺耳。
导师捂着脸笑了，笑得像在验收一件终于按他要求成型的作品：“好，终于敢动手了——那就按规矩来，咱们对决。”
他这句“对决”，不是气话。
因为这所学校的很多规矩，从来都不写在研究生手册里，只写在每个要毕业的人脊梁骨上。比如：谁能按时走，谁就得先学会低头；谁敢抬头，谁就得学会付代价。又比如：你可以写论文，但你得先学会写“人情”。还有比如——你可以不延毕，但得看你敢不敢把自己当筹码。
导师把手从脸上放下来，指腹在微微发红的掌印上摩挲了一下，像在估计疼痛的成本。他按下桌面电话：“小赵，把材料拿来。”
小赵是院办的行政，脸上永远挂着恰到好处的职业笑，像调过色温的灯光。她进门时看见我站着，导师坐着，我的手还悬在半空里没放下，像一张没来得及撤回的判决书。她的笑没有变，只是把眼神挪开半毫米，像避开一处不该直视的脏东西。
她递来一份牛皮纸袋，袋口没有封，但里面露出几页打印纸，标题刺眼：《研究生培养过程异常情况记录表》。
导师敲敲纸袋：“你刚刚动手了，这叫异常。你不想延毕，那就按规矩，把异常处理了。”
我嗓子干得像吞了粉笔灰：“你想怎么处理？”
他抬头看我，眼神像给实验鼠做麻醉前最后一次检查：“对决。你赢，你按时毕业；你输，你不但延毕，还得写检讨、记过、撤奖学金、退宿舍——你要是还想闹，那就再加一条‘品行不端不适合继续培养’。”
这套话术我太熟了，熟到像每个研究生入学时的无形宣誓：你可以努力，但别妄想公平。你可以争取，但别越过线。你可以发声，但得先确认谁掌握麦克风。
“对决”听起来像武侠，其实更像投标：规则他定，评委他的人，项目他控制，最后还要你自己签字承认“自愿参与”。
我说：“什么对决？”
导师往后靠，椅背发出一声沉闷的咯吱，像旧体制伸了个懒腰：“三局。第一局，论文。第二局，数据。第三局——人。”
我没听懂最后一个字：“人？”
他笑：“你以为你在跟谁读书？你在跟社会预演。‘人’这一局，才是培养方案的核心。”
小赵轻轻把门带上，门锁“咔”的一声。那声音让我意识到：这不是谈话，这是审讯。只是审讯桌换成了导师的办公桌，椅子换成了导师的旋转椅，旁边的见证人换成了院办行政。程序一样，结果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律师，只有“导师”。
导师把一张纸推到我面前，上面列着三行字：
1. 三天内提交定稿，并通过“内部预审”。
2. 一周内补齐原始数据与实验记录，并通过“数据审计”。
3. 一个月内完成一次“联合项目贡献”，由导师确认“表现合格”。
“内部预审”“数据审计”“联合项目贡献”这些词，像新出的行政口号，光滑、无害、专业，像能印在宣传栏上的那种。但我知道它们背后是什么：第一局要我改论文改到他说行；第二局要我交出全部数据让他挑刺，甚至补出他想要的结果；第三局要我给他做一个“贡献”，本质是帮他把某个关系户的项目糊过去，或者替某个企业合作擦屁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