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第一局，这是“认罪协议”。道歉不是为了修复关系，是为了确认主从。
我说：“不道歉。”
导师像早就知道答案，笑了：“第三分。”
小赵笔尖落下，像盖章。
导师把纸袋往我面前推近一点：“第一局你输。按照加码规则，第二局数据审计从一周变成三天。第三局联合项目贡献从一个月变成一周。你现在出去，去准备。”
我没动。我知道只要我站起来离开，这三天就像绞索套上脖子：你忙着补数据、补材料、补记录，最后还要去做“贡献”，等你做完，你就已经没有力气再争。最擅长压人的不是大棒，是截止日期。
我说：“我要看规则文件。你说的‘对决规矩’，写在哪里？谁批准的？”
导师笑得更开心了：“你终于问到重点了。规矩写在这里。”
他拉开抽屉，抽出一叠东西，不是文件，是几张照片复印件。照片上是一个房间，像会议室，墙上挂着横幅：“青年学者培养沙龙：学术诚信与职业发展”。照片里有几个人，站在一起合影。导师站在中间，旁边是院长、研究生院副院长、还有几个企业代表。
导师把照片指给我看：“这就是批准的人。”
我盯着那几个企业代表，突然觉得熟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像我前几天在学校公众号看到的“校友企业家”。另一个穿西装的，像某招聘平台的地区负责人。
我忽然明白了：我论文研究的平台治理，恰好研究到了他们合作的企业。那些所谓平台剥削、算法控制、合同陷阱——正是他们的利润来源。
导师说：“你研究这个方向，天然就得学会‘治理’。你想治理平台？平台先治理你。”
我喉咙发紧：“所以你一直压我毕业，是因为我论文碰到你们的合作方？”
导师轻轻点头，像在夸我终于学会观察：“你很聪明，但聪明的研究生最危险。危险不是因为你能改变世界，而是因为你会让别人难堪。学术界最怕的不是批判，是让人丢面子。”
小赵低声咳了一下，像提醒我们别把话说得太直。
导师继续：“你可以改论文，把涉及企业的部分删掉，换成宏观政策分析。你就能毕业。你不删，就得对决。你已经输第一局了。”
这时候我才明白他一开始为什么笑。巴掌不是冒犯，是“入局”。
他想要的从来不是道歉，而是让我选择：要么放弃现实，做一篇安全的废话论文；要么继续现实，就得被现实打回去。
我站在原地，心里却突然有一种很荒谬的轻松：原来这么多年读书不是为了发现真理，而是为了学会绕开真理。难怪很多人毕业后写的东西越来越像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