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邦的烧退了三天，又烧起来了。
这次来势汹汹，凌晨两点直接飙到39.8。林溪把退烧药喂进去，守在床边，每隔十五分钟量一次体温。药效像杯水车薪，体温在39.5到39.8之间徘徊，邦邦的小脸烧得通红，呼吸急促得像刚跑完步。
陈默也醒了，站在门口，眉头紧锁：“去医院吧？”
林溪摇头，手贴在儿子滚烫的额头上：“再观察半小时。退烧药起效需要时间。”
这是医生的专业判断——也是母亲的自欺欺人。她心里清楚，病毒感染引起的发热通常三天内会退，如果反复高热，就要考虑其他可能。但人总是这样，面对亲人的病痛，理性会让步于侥幸。万一呢？万一下一刻就退了呢？
半小时后，体温39.7。
“走。”林溪抱起邦邦，动作快得像训练有素的士兵。陈默已经拿好医保卡、病历本、水杯、毯子。深夜的街道空旷，车开得飞快，路灯的光在车窗上连成流动的线。
急诊科依然灯火通明。接诊的是个年轻男医生，看见林溪时愣了一下：“林老师？”
“我儿子，反复高热四天，退烧药效果不佳。”林溪语速很快，声音却稳，“血常规三天前查过，白细胞正常，C反应蛋白稍高。”
年轻医生迅速检查，听诊器在邦邦胸口移动。肺里湿啰音比三天前明显了。“可能需要住院。”他说得委婉，但意思明确。
林溪的心沉了一下。她知道医生这么说意味着什么——门诊能处理的不需要住院，需要住院的通常不是小问题。
“拍胸片，复查血常规，加个支原体抗体。”她替医生下了医嘱，然后意识到自己越界了，“抱歉，我……”
“没事，”年轻医生迅速开单，“林老师，您别太紧张。”
怎么可能不紧张。林溪抱着邦邦去拍片，孩子在她怀里像个小火炉，软绵绵地趴着，连哭的力气都没有。放射科的值班技师也是熟人，看见他们，沉默地调整设备，动作轻柔得像对待易碎的瓷器。
“宝宝，我们拍个照片，”技师的声音很温柔，“一下就好，不疼的。”
邦邦还是哭了，声音嘶哑。林溪按住他的小身体，看着冰冷的仪器缓缓降下，盖在儿子单薄的胸膛上。那一刻，她觉得压在下面的不是仪器，是她的心脏。
等待结果的时间格外漫长。陈默去缴费拿药，林溪抱着邦邦坐在急诊大厅的塑料椅上。凌晨三点的大厅空荡荡的，只有清洁工在远处拖地，拖把摩擦地面的声音规律而单调。
她想起多年前自己躺在产床上的那个夜晚。也是这样的等待，也是这样的无助。那时她害怕吗？怕的。但那种怕和现在的怕不一样。那时的怕是朦胧的，未知的；现在的怕是具体的，尖锐的——怕针扎不进血管，怕药不起作用，怕体温降不下来，怕肺部感染加重。
原来为人父母，就是给自己安装了一个永不停歇的报警器。孩子的每一次咳嗽，每一次发热，每一次哭闹，都会触发这个警报，在你心里尖啸，让你夜不能寐，食不知味。
年轻医生拿着胸片出来时，脸色不太好看。
“林老师，”他把片子插在观片灯上，“您自己看吧。”
左肺下叶一片模糊的阴影，像一团不肯散开的雾。
“肺炎，”林溪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面积不小。”
“需要住院抗感染治疗。”年轻医生说，“已经联系儿科病房，有床位。”
陈默办好手续回来时，林溪已经把情况告诉他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接过邦邦，另一只手搂住她的肩膀。那只手很稳，稳得像暴风雨中的锚。
儿科病房在八楼。深夜的走廊安静得可怕，只有他们三人的脚步声。护士站的值班护士看见林溪，点点头：“林医生，床位准备好了。”
单人病房，靠窗。护士熟练地挂输液瓶，绑止血带，消毒，进针。邦邦的哭声在凌晨的病房里格外刺耳，林溪别过脸去，不敢看。她看过无数孩子打针，安慰过无数心疼落泪的家长，但轮到自己的孩子时，那些专业知识全都失效了。
针扎进去了，回血很好。护士固定好针头，调好滴速，轻声说：“林医生，您休息会儿，我看着。”
“谢谢。”林溪说，声音哑得厉害。
护士离开后，病房里只剩下输液泵规律的低鸣。邦邦哭累了，又沉沉睡去。陈默去打开水，林溪坐在床边，握住儿子没打针的那只小手。
那只手很小，很软，因为发热而干燥发烫。她仔细看着儿子的脸——长长的睫毛，小巧的鼻子，因为生病而微微张开的嘴唇。这张脸她看过无数次，但此刻看，却像第一次看见。
原来爱到极致是恐惧。 恐惧失去，恐惧伤害，恐惧自己不够强大，不能为他挡下这世间所有的风雨。
陈默回来了，递给她一杯热水：“喝点。”
她接过来，捧在手心，却不喝。热气氤氲着她的脸，眼睛突然就湿了。
“陈默，”她低声说，“我害怕。”
“我知道。”
“我怕我做得不够好。怕我错过了什么细节，怕我判断错了病情，怕我……”
“林溪，”陈默打断她，“你是医生，但你也是母亲。母亲会害怕，这很正常。”
“可我是医生，”她抬起头，眼泪掉下来，“医生不应该害怕。医生应该冷静，应该理智，应该……”
“应该什么？”陈默在她面前蹲下，握住她的另一只手，“医生也是人。人有七情六欲，人会害怕，会犯错，会无能为力。承认这一点，不丢人。”
林溪看着丈夫，突然问，“你还记得我生邦邦的时候吗？”她突然问。
“记得。怎么可能忘记。”
“那时候我不怕。真的，一点不怕。我躺在产床上，看着胎心监护仪上的数字往下掉，听着医生说‘稀有血型不好剖，血没备够’，我心里居然很平静。我在想，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是我死。那我接受。只要孩子能活。”
陈默的手收紧了些。
“可现在我怕了，”林溪的眼泪止不住，“我怕他生病，怕他疼，怕他哭。我怕我保护不了他，怕我给不了他最好的。陈默，我怕当不好一个母亲。”
陈默站起来，把她搂进怀里。这个拥抱很用力，用力到林溪能听见他胸膛里的心跳，一声，一声，和她自己慌乱的心跳交织在一起。
“你已经很好了，”他在她耳边说，“邦邦有你这样的妈妈，是他的幸运。”
窗外，天色开始泛白。从深黑到墨蓝，到鱼肚白，到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输液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一滴地减少，像时间的沙漏。
六点，护士来量体温：38.5。
七点，儿科主任来查房，看见林溪，拍拍她的肩：“别担心，典型肺炎，用上药很快就好。”
八点，邦邦醒了，睁开眼，看见林溪，小声叫：“妈妈。”
林溪的眼泪又掉下来。这次不是害怕的眼泪，是庆幸的眼泪。
九点，宽仔被奶奶送来医院，背着小书包，手里攥着一幅画：“弟弟，我给你画了超人！”
画上是一个歪歪扭扭的超人，胸前有个大大的“S”，正在打怪兽。邦邦虽然还在发烧，但看见哥哥，还是笑了。
林溪看着眼前的两个孩子，突然想起那个问题——当医生成为患者家属时，优势是什么？
优势是你能看懂病历，能理解医学术语，能和医生高效沟通。但劣势是——你知道得太多。你知道每一种可能，知道每一个风险，知道那些写在教科书最末章节的、概率极低但确实存在的并发症。
知道，所以更恐惧。
但此刻，看着宽仔趴在床边给弟弟讲故事，看着邦邦虽然虚弱但清亮的眼睛，看着窗外的阳光一寸寸挪进病房，她突然明白了另一件事：
知道，也能更珍惜。
珍惜体温下降的每一个0.1度，珍惜孩子露出的每一个笑容，珍惜家人递过来的每一杯水，珍惜同事投来的每一个关切眼神。珍惜这些平凡琐碎、却构成了生命本质的瞬间。
中午，母亲送来饭。不是外卖，是她早上五点起来炖的鸡汤，装在保温桶里，还冒着热气。
“趁热喝，”母亲盛出一碗，“你也一夜没睡了。”
林溪接过碗，鸡汤的香气扑鼻而来。她小口喝着，温暖从喉咙一直滑到胃里，然后扩散到四肢百骸。
“妈，”她突然说，“我小时候生病，你也这样守着我吗？”
“怎么不守？”母亲坐在床边，看着邦邦，“你三岁那年得肺炎，比这严重多了。那时候医疗条件差，住院住了一个月。我就在医院陪了一个月，白天黑夜，没离开过。”
“你不怕吗？”
“怕啊，”母亲笑了，眼角的皱纹像菊花绽放，“怕得要死。但怕有什么用？怕也得撑着。当妈的都是这样，一边怕，一边扛。”
林溪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看着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走过的路，母亲都走过。自己经历的恐惧，母亲都经历过。自己以为的“第一次”，在母亲那里，都是“又一次”。
生命的传承，不仅传承血脉，也传承恐惧、勇气和爱。
下午，邦邦的体温降到37.8。他精神好了些，能坐起来玩玩具了。林溪靠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云，一朵一朵，慢悠悠地飘过。
手机震动，医院工作群弹出消息：“今日门诊患者满意度调查结果公布……”
她扫了一眼，没点开。不重要了。和儿子的体温相比，那些满意度评分、那些患者投诉、那些职称评审，都不重要了。
傍晚，邦邦的体温稳定在37℃左右。夕阳把病房染成金色。
陈默让她回家休息：“明天还有患者等你。”
离开时，她回望八楼那扇亮灯的窗——像黑夜里的灯塔。
手机震动，陈默发来照片：邦邦抱着奶瓶，眼睛亮晶晶的。配文：“体温37.2。安心睡。”
她站在街边，看着照片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但这次不是恐惧的泪，是混合着疲惫、庆幸与爱的泪。
洗澡时，热水冲刷疲惫。镜子上蒙着水汽，她伸手画了一个笑脸。
虚惊一场不是侥幸，是无数正确选择的叠加——及时就医、规范治疗、悉心护理、爱的支撑。 它的形状是圆的：从恐惧开始，经煎熬，抵庆幸，终回平静。而这个圆会在每次危机时重新打开，每次循环都让人更懂珍惜，更懂生命本身向好的力量。
穿上睡衣时，她想起老主任的话：“医生也是人。”
是的，医生也是人。会害怕，会脆弱。但也会在害怕后继续前行，在脆弱中生出力量，然后穿上白大褂，回到诊室，面对下一个需要她的人。
窗外，城市渐入沉睡。
而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她也将照常上班——带着这场“虚惊”教给她的一切：关于恐惧，关于勇气，关于在深爱中变得坚韧，关于在脆弱后依然选择相信。
黑暗里，她轻声说：
所有的兵荒马乱，
都是爱的演习。
而每一次演习，
都让我们更懂得——
如何在这充满不确定的人间，
做彼此确定的锚。
晚安。
明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