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在扳机上，僵住了。
不是我不想扣下去。是那根手指，那根搭在冰冷的金属弧线上的食指，突然间像不是我的了。它不听使唤，就那么死在那儿，维持着即将发力的姿势，一动不动。
门外，撞门锤第三次砸下来。
“轰——！”
木门应声裂开一道缝，刺眼的手电光柱从缝里射进来，像一把刀子捅进这间黑黢黢的屋子。灰尘在光柱里狂舞，像无数只惊慌失措的飞虫。
我该扣下去的。现在，立刻，马上。
可脑子里全是她那双眼睛——琥珀色的，在晨光里干净得像刚从溪水里捞出来的石头。还有她笑的样子，嘴角微微翘起来，带着点说不清的意味。
“夏薇…”
这名字我二十多年没叫过了。现在从喉咙里挤出来，干涩得像个破风箱。
闪回：1995年9月，汉东大学，政法系教学楼三楼走廊。
我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看着楼下操场上军训的新生。绿色的方阵，口号声此起彼伏。九月的阳光还很烈，晒得塑胶跑道泛着一股胶皮味儿。
“祁警官？”
声音从身后传来。很轻，带着点试探。
我回头。
她就站在那儿。离我两三米远，抱着几本厚厚的法学教材，白色衬衫的袖子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纤细的手腕。手腕上还缠着绷带，但已经拆了大半。腿上的伤应该也好了，没拄拐杖，站得笔直。
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斜射进来，给她整个人镀了层毛茸茸的金边。头发松松散散地扎在脑后，有几缕碎发垂在脸颊边，随着她呼吸微微晃动。
“夏…”我顿了顿，“夏薇？”
她笑了。和医院里那种虚弱礼貌的笑不一样，这次的笑是真实的，眼角弯起来，整个人都跟着亮了。
“又见面了。”她说，往前走了两步，“没想到在这儿吧？”
我确实没想到。汉东大学，我的母校，我当年也是从这条走廊走出去的。现在，在我毕业五年后，在这个我以为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的地方，我又见到了她。
“你…”我打量着她，“你是学生？”
“嗯。”她点点头，“法学系，大三。刚转学过来。”
转学？从外省转来汉东大学？这可不容易。汉大政法系在全国都排得上号，转学门槛高得吓人。
但我没问。有些事，别人不说，就不该问。这是规矩。
“你呢？”她反问，歪了歪头，“来学校办事？”
“嗯。”我含糊地应了一声。其实是来看望一个老教授，顺便送份材料。但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
走廊里很安静。远处教室传来老师讲课的声音，模模糊糊的，听不清内容。我们俩就这么站着，谁也没再说话。阳光在两人之间的空气里缓缓流动，带着秋天特有的、干燥温暖的气息。
最后是她先开口：“那天在医院，还有车站…谢谢你。”
“客气了。”我说。
“不是客气。”她看着我，眼神很认真，“是真的。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可能已经…”
她没说完，但我懂。雨林那晚，如果我没找到她，或者找到了但选择放弃她，她现在确实不可能站在这里，抱着课本，站在九月的阳光里跟我说话。
“职责所在。”我还是那句话，语气没什么波澜。
她又笑了，这次笑里带着点无奈。“祁警官，你好像…不太会聊天。”
我一愣。这话说得直白，但我没法反驳。我这人确实嘴笨，尤其是跟异性说话的时候，总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我张了张嘴，想辩解，但脑子一片空白。
“开玩笑的。”她摆摆手，抱着书的手指紧了紧，“我该去上课了。下次…下次有机会再聊？”
我点点头。“好。”
她转身要走，但走了两步又停下，回头看我。“对了，祁警官。”
“嗯？”
“以后在学校里，”她眨眨眼，“能别叫我夏薇吗？”
我一愣。“那叫…”
“叫我小夏就行。”她说，“或者…直接叫名字。”
我看着她。她脸上还带着笑，但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快得几乎捕捉不到。
“好。”我说，“小夏。”
她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转身，抱着书慢慢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荡，嗒，嗒，嗒，每一下都像敲在我心上。
从那天开始，她就像一颗投入我死水般生活的石子。
我开始频繁地往汉大跑。有时候是真的有事——送材料、请教教授、协调学生安全讲座。有时候…没什么事，就是想去看看。
而她总是会在“恰巧”的时间出现。在图书馆的同一排书架前，在食堂的同一张桌子边，在校园小路的同一个拐角。每次看见我，她都笑，然后走过来，用那种轻松自然的语气打招呼：“祁警官，又碰见你了。”
我知道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巧合。她是有意为之。但我不戳破。因为…我也不想戳破。
我们聊天的内容很平常。她问我案子，我就挑些能说的说；我问她学业，她就抱怨法条难背，案例难懂。有时候也聊别的——食堂哪个窗口的菜好吃，学校后门那家书店进了什么新书，最近天气怎么样。
很简单，很普通。但对我来说，那是我灰暗压抑的警察生涯里，唯一一束光。
闪回：1995年11月，汉大后门小吃街，深夜。
那天下着小雨，不大，但绵绵密密的，把整条街都罩在一层水汽里。我加完班，开车路过汉大，鬼使神差地就拐了进去。
后门小吃街灯火通明，摊贩的叫卖声、食物的香气、学生的喧闹声混在一起，有种粗糙的烟火气。我把车停在路边，摇下车窗，点了根烟。
然后我就看见了她。
她一个人，撑着一把透明的塑料伞，站在一个卖糖炒栗子的小摊前。穿着件米色的毛衣，头发披着，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她正低头数零钱，数得很认真，眉头微微皱着。
我看了几秒，推开车门下车。
“小夏。”
她抬头，看见我，眼睛一亮。“祁警官？你怎么在这儿？”
“路过。”我说，走到她身边。雨丝飘在脸上，凉丝丝的。“买栗子？”
“嗯。”她把零钱递给摊主，接过一纸袋热腾腾的栗子，然后很自然地分了一半给我，“尝尝，这家最好吃。”
我接过纸袋，栗子还很烫，隔着纸袋传到掌心。我剥开一个，栗子肉金黄饱满，香气扑鼻。
“怎么样？”她期待地看着我。
“好吃。”我说。
她笑了，眼睛弯成月牙。“我就说吧。”
我们俩就站在路边，撑着伞，吃着栗子。雨声淅淅沥沥，周围是嘈杂的人声，但我们之间那方寸之地，却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你经常一个人出来？”我问。
“嗯。”她点点头，“室友都在谈恋爱，没空陪我。”
“你不谈？”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没遇到合适的。”
我没接话。低头剥栗子，一个接一个。
“你呢？”她反问，语气很随意，“祁警官应该…有女朋友吧？”
我手顿了一下。“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我想起梁璐，想起那张扔在我面前的推荐信，想起塑胶跑道上滚烫的温度。但我没说出来。这些事，太脏，不该沾到她。
“忙。”我最后只说了这一个字。
她没再问。我们沉默地吃了会儿栗子，雨渐渐大了，打在伞面上噼啪作响。
“我送你回去吧。”我说。
她没拒绝。我们并肩往回走，伞不大，两个人靠得很近。我能闻到她头发上的香味，还是那种淡淡的花香，混着糖炒栗子的甜味，形成一种奇异的、让人心安的气息。
走到宿舍楼下，她停下来。“我到了。”
我把伞往她那边倾了倾。“上去吧。”
她却没动，看着我，眼神在雨夜里格外明亮。“祁警官。”
“嗯？”
“谢谢你。”她说，“不只是为了今晚。”
我喉咙有点发紧。“…谢什么。”
“谢谢你救了我。”她顿了顿，声音更轻了，“也谢谢你…出现在我生活里。”
这话说得太直白。直白到我一时不知该怎么接。
她也没等我接话，把伞塞回我手里，转身就往楼里跑。跑到门口，又回头冲我挥挥手，然后消失在门后。
我站在雨里，手里还握着那把伞。伞柄上还残留着她的温度。
那一整晚，我脑子里都是她回头挥手的样子。
后来，我们见面更频繁了。
不再局限于汉大校园。有时候是我下班，开车带她去城郊吃农家菜；有时候是她没课，来市局附近等我，然后一起去街角那家面馆吃碗面。
我们聊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她跟我说她小时候的事——说家里管得严，说想学法律是因为想帮助那些没办法发声的人。我跟她说我当警察的初衷，说第一次抓犯人时的紧张，说那些不能跟别人说的疲惫和迷茫。
她是个很好的倾听者。不说话，就那么安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眼神里没有同情，没有评判，只有理解。
理解。这词儿太奢侈了。我活了快三十年，没几个人真正理解过我。
除了她。
闪回：1996年1月，汉东郊区，废弃的水库大坝。
那是我第一次抱她。
不，确切地说，是她抱我。
那天我心情很差。队里刚结了一个案子，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吸毒过量死在出租屋里。我去现场，看见那孩子蜷缩在墙角，瘦得皮包骨头，手里还攥着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一家三口，笑得特别灿烂。
回局里的路上，我脑子里全是那张照片。
下班后，我给她打电话，什么都没说，只问：“有空吗？”
她听出我声音不对，说：“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我们在水库大坝碰面。冬天的傍晚，风很大，吹得人脸上生疼。她穿得不多，冻得鼻子通红，但一句抱怨都没有，就那么安静地跟在我身边。
我们沿着大坝走，谁都没说话。走到尽头，我停下来，看着远处灰蒙蒙的湖面。
“有时候我在想，”我开口，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落，“我这警察当得到底有没有意义。”
她没说话，只是往我身边靠了靠。
“抓了那么多人，判了那么多刑，可毒品还是泛滥，犯罪还是层出不穷。”我点了根烟，吸了一口，烟雾立刻被风吹散，“今天我看着那个孩子…他才十五岁。他爸妈还在老家等他过年。”
喉咙哽住了。我停下来，用力吸了几口烟。
“祁同伟。”她突然叫我的名字。不是祁警官，是祁同伟。
我转过头看她。
她仰着脸，眼睛里映着远处最后一点天光。“你知道我为什么转学来汉东吗？”
我摇头。
“因为我想离你近一点。”她说得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进我心里，“从你在雨林里背着我往外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再也遇不到第二个像你这样的人了。”
我愣在那儿，烟都快烧到手指了都没察觉。
“你救了我的命，”她继续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得可怕，“也救了我这个人。在那之前，我觉得活着就是按部就班，完成别人给我安排好的人生。但现在…我想为自己活一次。”
风还在吹，吹得她头发乱飞。她伸手把头发别到耳后，动作很慢，很认真。
“所以，”她看着我，“不管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没有意义，对我来说，它有意义。因为它让我遇见了你。”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然后她就抱住了我。
手臂环着我的腰，脸贴在我胸口。抱得很紧，紧到我都能感觉到她在发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紧张的。
我僵了几秒，才慢慢抬手，回抱住她。手臂收拢的那一刻，她整个人都软下来，像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地方。
我们在寒风中抱了很久。谁都没说话。远处有鸟叫，有风声，有水拍打堤岸的声音。但这些都变得很远，很模糊。
只有怀里这个人是真实的。
从那天起，我们就算在一起了。
没有正式的告白，没有谁追谁，就是那么自然地，水到渠成地，走到了一起。
但我们都很小心。她还在上学，我的身份也敏感。所以我们见面总是在校外，总是在人少的地方。她从来不让我去宿舍楼下等她，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跟我有太亲密的举动。
我问过她为什么。她只说：“现在还不行。”
我没追问。我尊重她。只要能在她身边，能看见她笑，能听见她说话，就够了。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里最明亮的一段。每天起床，想着今天也许能见到她，就觉得日子有盼头。下班后开车去接她，看她从校门里跑出来，笑得眉眼弯弯，就觉得一整天受的累都值了。
她就像一味药，治好了我所有的苦和累。
闪回：1996年3月，我那间租来的小公寓。
那天她没课，来我这儿。我带她去菜市场买菜，她说要给我做饭。我看着她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切菜的样子笨拙又认真，心里某个地方软得一塌糊涂。
吃饭的时候，她一直给我夹菜。“你太瘦了，多吃点。”
我看着她，突然说：“小夏，等过两年，我工作稳定了，咱们…”
我没说完。但意思她懂。
她筷子顿了一下，然后抬头冲我笑。“好呀。”
就两个字，但让我整颗心都满了。
吃完饭，我们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她靠在我肩上，我搂着她。电视里在放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她头发上的香味，和她呼吸的节奏。
“祁同伟。”她突然叫我。
“嗯？”
“如果有一天，”她声音很轻，“我是说如果…我不得不离开你一段时间，你会等我吗？”
我一愣，低头看她。“你要去哪儿？”
“不一定去哪儿。”她没看我，盯着电视屏幕，“就是…可能会有些事，需要我去处理。”
我心里突然有点慌。“什么事？我能帮忙吗？”
她摇摇头，转过来看我，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情绪。“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可能需要点时间。”
我看着她，很久。最后只说了一个字：“等。”
她笑了，凑过来在我唇上轻轻碰了一下。“那你记着，你答应我了。”
“嗯。”
她重新靠回我肩上。我搂紧她，下巴抵着她的头顶。
那时候我以为，这世上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
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些告别，是无声的。
闪回：1996年4月15日，我的公寓。
那天我下班早，买了她爱吃的草莓蛋糕，想给她个惊喜。到家的时候，门是开着的。
我以为她在。推门进去，喊了声：“小夏？”
没人应。
屋里很整洁，整洁得不像有人住过。我走到卧室，看见床上放着一个信封。
白色的信封，很普通。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我拿起信封，拆开。里面只有一张信纸，对折着。我展开——
“同伟哥：
对不起。
我必须走了。
不要找我。
谢谢你给我的所有。
如果有可能，我会回来的。
夏薇”
就这么几行字。用钢笔写的，字迹工整，但有几处墨水晕开了，像是…被水滴过。
我站在原地，看了很久。脑子是空的，什么念头都没有。
然后我开始找她。打电话去她宿舍，室友说她昨晚就没回来，行李也不见了。去系里问，说她办了退学手续，具体原因不明。我问遍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问遍了所有认识她的人。
一无所获。
她就这么消失了。像人间蒸发一样，没留下任何痕迹。
除了那张字条。除了我脑子里那些关于她的记忆。
我把那张字条看了无数遍，每一个字都刻在心里了。最后我把它锁进了抽屉最底层，再也没打开过。
但有些东西，锁上了也没用。
比如她笑起来的样子。
比如她头发上的香味。
比如她说“如果有可能，我会回来的”时，那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
还有，那天在水库大坝，她抱着我说“我想离你近一点”时，眼睛里那明亮得惊人的光。
这些，都锁不住。
它们在我心里生根，发芽，长成一片荒芜的荆棘。
每次我想起她，那片荆棘就会收紧一点，扎得我血肉模糊。
“砰——！”
第四次撞门。
门板终于撑不住了，裂开一个能伸进手臂的豁口。手电光从豁口里直射进来，晃得我睁不开眼。
“祁同伟！放下武器！”
是侯亮平的声音，近在咫尺。
我眨了眨眼，适应了光线。视线重新聚焦，看向手里这把枪。
枪口还抵着下颌。
扳机上的手指，还维持着那个姿势。
脑子里，那张字条上的字迹，和她最后一次抱我时微微发抖的肩膀，像两把刀子，交叉着捅进心脏。
如果当年她没走。
如果她留下来了。
如果…
“别动！再动就开枪了！”
门外传来拉枪栓的声音，咔咔咔，一连串。
我深吸一口气。肺里灌满孤鹰岭冰冷的空气，还有木屑和灰尘的味道。
没有如果。
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如果。
手指，最后一次往下压——
（第三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