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书桌前，手指搭在抽屉拉手上，停了几秒。昨晚数完那一百七十三块六毛钱后，我心里就一直压着一块石头。不是重得抬不动，而是硌人，每想起来一下，就顶一下胸口。储蓄罐里的钱是我从小到大一点一点攒的，买冰棍舍不得、买本子抠着用，连同学请客吃辣条我都推了好几次。可现在我知道，光靠这个开不了店。
但我不能等了。
早上父亲出门前说了一句：“你妈昨儿晚上又画图纸到十一点。”我没应声，只点点头。他也没多问，拎着饭盒走了。我知道他在躲这件事——开店要花钱，家里刚为他考驾照花了大笔钱，现在再掏钱，谁都怕担责任。
我拉开抽屉，把报纸包着的钱拿了出来。纸已经有点发软，边角磨得起毛。我解开三层包裹，把硬币和纸币摊在桌上，重新数了一遍：五分两枚，一角三张，五角四枚，一块十七个，五块两张，十块一张，二十两张。加起来还是那个数——一百七十三块六。
不多不少。
我把钱重新包好，放进裤兜里，起身去了客厅。母亲坐在小凳上，正对着窗台上的布样比划颜色。她听见动静抬头看了我一眼，手没停。
“有事？”她问。
“嗯。”我说，“我想咱们得谈谈开店的事。”
她剪布的手顿了一下，没说话。
我从兜里掏出那包钱，放在饭桌上，拍得响一点，像是给它壮胆。纸包打开，硬币滚出来几枚，在桌面转了个圈才停下。
“这是我存的所有钱。”我说，“我打算全拿出来，用来租铺子、买机器。”
母亲看着那堆零散的钱，眉头慢慢皱起来。“你这孩子……这是你上学用的钱。”
“我能自己挣。”我说，“班里好几个同学都在外面做家教、发传单。我也行。关键是先把铺子开起来，不然打听再多客户也没用。”
她放下剪刀，盯着那堆钱看了很久。“你知道一台缝纫机多少钱吗？最便宜的脚踏机也要四五百，电动的更贵。布料、熨斗、线轴、尺子，哪样不要钱？这点钱连押金都不够。”
“我知道不够。”我说，“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能不能把家里能动的钱凑一凑。先试一个月，要是没人来改衣服，咱们就关门，不继续投钱。”
她摇头：“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你爸刚拿到驾照，还没开始拉活，家里没进项。我现在做衣服，也是白忙，万一砸手里，日子怎么过？”
“可你做的衬衫，同学家长都问能不能订。”我说，“张姨昨天还专门来找我，说她女儿结婚要改婚纱裙摆，就认你做的活。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真有人愿意付钱。”
她嘴唇动了动，没反驳。
我接着说：“我已经打听过南市集有个修好的脚踏机，三百块能拿下。赵老板认识人修的，说是还能用好几年。布料我不敢多进，但可以先赊一点基础款，比如棉布、卡其、弹力呢，都是常改的料子。铺子也不用大，居民楼下那种小门面就行，月租不超过一百五。”
她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你是说……真有人要改衣服？”她低声问。
“不止一个。”我说，“光我们班就有五个家长留了电话，说等着开业就送来改。还有邻居李婶，她儿子长高了，裤子短了，本来要去商场买新的，听说你会改，宁愿等。”
她眼神闪了一下。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当年她在厂里是裁剪组的尖子，师傅都说她眼准手稳，一剪子下去不用改。后来厂子倒了，手艺也就搁下了。这几年她接点零活，缝扣子、补破洞，赚个三块五块，人都快忘了她有多厉害。
“妈。”我说，“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
她没看我，低头把那堆硬币一枚一枚收拢，叠整齐，重新包回报纸里。
“你这钱……不能全拿出去。”她说，“至少留五十，应急用。”
“行。”我点头，“那就留五十。”
她叹了口气：“这事……得跟你爸商量。”
“今天晚上他就回来。”我说，“我可以一起说。”
她没反对。
中午我带饭去学校，路上碰见张姨。她拉着我说：“衍子啊，你妈到底啥时候开工？我那婚纱裙摆不能再拖了，婚期就下个月！”
“快了。”我说，“这两天定下来。”
“那你可得快点！”她拍我肩膀，“我们都等着呢！”
下午放学我没直接回家，绕去居委会拿了之前那份小额贷款申请表。翻了两页，果然写着“需担保人且有稳定收入”。我合上表，塞进书包。这条路走不通。
路过废品站时，我进去找赵老板。他正在拆旧电视，看见我来了，咧嘴一笑：“小林？来问缝纫机的事？”
“对。”我说，“您说那台脚踏机能修好，三百块是吧？”
“修好了。”他点头，“电机换了新线圈，踏板也调顺了。明天就能提货。”
“能不能……先付一半？”我问。
他挠头：“人家卖家不同意。人家说了，要么全款，要么别要。”
我嗯了一声，没再争。
“怎么，钱凑得差不多了？”他问。
“差一点。”我说，“大概还差一百多。”
“唉。”他叹气，“你要早两个月来，厂里淘汰那批机器的时候，五十块都能拉走一台。现在嘛……大家都精了。”
我谢了他出来，天已经开始黑。风吹在脸上有点凉。我站在街口想了会儿，转身往家走。
父亲回来时带着一身汽油味。他脱下外套挂在门后，坐下吃饭。我等他吃到一半，才开口。
“爸，我想跟我妈一起开个小裁缝铺。”我说。
他筷子停住，抬头看我。
“用我的积蓄，再加上家里能凑的钱，先租个小门面试试。”我说，“机器我已经联系好了，三百块一台修好的脚踏机。布料先少进点，工具也都算过了，总共不到八百能起步。”
他放下筷子，擦嘴：“你妈同意了？”
“她没反对。”我说，“但她担心钱打了水漂。”
父亲看着我，眼神有点复杂。“你一个学生，操这份心干什么？”
“因为我是家里一份子。”我说，“你学车的时候，我也跟着着急。现在轮到我妈了，我不想她好不容易鼓起劲，又因为没钱卡住。”
他沉默了一会儿，端起碗喝汤。
“你说能回本？”他问。
“不敢说一定。”我说，“但我问过至少十个想改衣服的人，他们都说愿意付钱。只要第一个月能接十几单，就能覆盖成本。要是不行，一个月后关门也不亏太多。”
他放下碗，抹了把嘴：“那你算过房租多少？”
“找到了一处。”我说，“民主路老居民区楼下，一间朝南的小隔间，原来是个修鞋摊，现在空着。房东说月租一百二，押一付三，一共四百八。”
他掐指算了算：“加上机器三百，工具杂费一百，布料先赊一部分，确实能在八百内启动。”
“对。”我说，“而且我不用你们现在就拿钱。我可以先把我的一百七十三块六投进去，你们考虑清楚再决定。”
他看了我很久，忽然笑了下：“你这脑子，比我当年强。”
我没笑。
他知道我不是逞能。
晚饭后我们三个人坐在客厅，我把所有打听来的信息一条条说清楚：哪里有铺子，多少钱；机器在哪，能不能用；哪些人要改衣服，愿出什么价。我还拿出本子，背面列着明细账：
- 缝纫机：300元（赵老板处已确认可提货）
- 店面租金：120元/月，押一付三共480元
- 基础工具包（剪刀、尺、熨斗、线架）：约150元
- 初始布料采购：暂定赊购，金额控制在200元以内
总计启动资金约930元，扣除我投入的173.6元，还需家庭出资约756.4元。
母亲听完，一直没说话。父亲抽烟，一口接一口。
最后他说：“我这儿还有三百二十七块，是这几天跑黑车攒的。本来想留着加油，但现在……可以拿出来。”
母亲猛地看他：“你车还开着呢，油钱都没了？”
“不开几天没事。”他说，“反正证刚拿到，熟人介绍的活也还没定下来。这钱先挪一下。”
她咬着嘴唇，半天才说：“我……我箱底还有四百一十块。是这些年做零活攒的，一直没舍得花。”
“加上我的。”我说，“一共就是327+410+173.6=910.6元。够用了。”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
窗外路灯亮着，照进来一片黄晕。母亲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有老茧，有裂口，也有多年握剪刀留下的变形指节。
“真的有人要改衣服？”她又问了一遍。
“真的。”我说，“张姨、李婶、王老师家、班里六个同学家长……我都记了名字和需求。”
她抬起头，眼里有点湿，但没让泪掉下来。
“那……”她声音轻，“就试试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废品站。
赵老板见我带了钱来，亲自陪我去取机器。卖家是个中年男人，住在城东老工业区家属楼一楼。机器放在走廊角落，罩着塑料布。掀开一看，是台老式蝴蝶牌脚踏缝纫机，漆面发黄，但整体完好。赵老板试了踏板，顺畅；拨了针杆，灵活；踩了几下，针线穿引正常。
“能用。”他说。
我付了三百整，对方找了两块钱钢镚给我。
我蹲下身，把机器背起来。沉，压肩，但踏实。
下午我和母亲去看铺子。房东是个老太太，拄拐杖，住在楼上。她开门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我背着的机器。
“真是要做裁缝？”她问。
“是。”母亲答。
“那你手艺怎么样？”
母亲没说话，从随身布袋里拿出一张纸，是她画的连衣裙设计图。线条干净，比例准确，细节标注清晰。
老太太看了两眼，点头：“行，这活细。租吧，钥匙给你。”
我们当场签了合同，交了四百八十块押金和首月租金。
剩下的钱，我带着母亲去布料市场。跑了三家，终于找到一家愿意赊账的小批发商。老板姓陈，以前和母亲在一个系统工作过，认得她手艺。
“你要是真干起来，我这儿基础布料先给你供两百块的货。”他说，“卖出去再结，卖不出我拉回去。”
母亲连声道谢。
我们挑了白棉布、蓝卡其、黑弹力呢、灰灯芯绒，都是日常改衣常用料。再加上剪刀、尺子、熨斗、线轴、针盒，一趟采办下来，几乎清空预算。
最后一项是招牌。
我想写“春线坊”，母亲摇头：“太文了，老百姓记不住。”
“那就叫‘林记裁缝’？”我问。
她想了想：“就叫‘林家裁缝铺’吧。简单，明白。”
我在文具店买了红纸，请老师傅写了四个大字，贴在门楣上。又在门口立了个小木牌，上面用粗笔写着：“免费改裤脚，改坏不要钱。”
第三天早上六点半，我就到了铺子。
母亲比我还早。她已经把缝纫机安好，布料归类放妥，熨斗注了水，剪刀擦得发亮。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头发扎紧，站姿挺直，像回到了二十年前上班的第一天。
我帮她打开卷帘门，哗啦一声，阳光照进来。
她站在工作台后，深吸一口气。
“来了。”她说。
第一个客人是早上七点十分来的。一个大妈拎着条牛仔裤，问：“听说你们这儿改裤脚？”
“是。”母亲答，“量尺寸吗？”
“量！”大妈把裤子递过来，“我孙子长个儿了，裤腿拖地，走路绊跤！”
母亲接过，翻看裤脚，摸布料厚度，拿尺子量腿长，动作利落。十分钟不到，她报出价格：“改一道线，十五块，现改现取。”
“行！”大妈掏钱，“快点啊，我赶着去送孩子上学！”
母亲开机，咔哒咔哒，针脚密实。二十分钟后，裤子改好，长短刚好。
大妈穿上一看，惊喜：“哎哟！跟买的新的一样！”
她临走时大声说：“我回头带我老姐妹来！”
七点四十，第二个客人来了。第三个、第四个……到九点，门口已经排了三人。
我负责登记姓名、收钱、递茶水。母亲一刻不停，改裤脚、缩腰围、换拉链、补破洞，样样都接。有人问能不能定制裙子，母亲点头：“可以，三天取货。”
中午我没回家吃饭，买了两个肉夹馍回来，母子俩在店里对付一口。
下午客流没断。有个年轻姑娘抱着件旗袍来，说是妈妈的老物件，想改成合身的。母亲仔细看料子，试穿，画线，改袖，整整改了一个半小时。姑娘感动得差点哭：“阿姨，您这手艺，比商场大师傅还细！”
她走时留下名片，说介绍同事来。
到傍晚六点，我们清点了一天账目。
共接待顾客十七人，收入四百八十二元。其中改衣十六单，定制预约两人，补缀一件。
母亲坐在椅子上，累得不想动，但嘴角一直挂着笑。
我站在门口，看着“林家裁缝铺”的红纸招牌在晚风里轻轻晃。街上人来人往，有人驻足看木牌，有人拍照，有人互相打听。
我知道，这只是第一天。
但这一天，我们迈出去了。
我转身进屋，把登记本放在母亲手边。她看了一眼，轻轻合上。
“明天还来？”我问。
她抬头看我，眼里有光：“来。当然来。”
我点点头，走到墙角，把今日收到的纸币一一摊开，压在玻璃板下。
风吹进来，一页纸角微微翘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