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四十，天刚蒙亮，街面还泛着灰白。我推开“林家裁缝铺”的卷帘门时，金属滑轨发出熟悉的哗啦声，像头一回开业那天一样清脆。门开到一半，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吹得门口那张写着“免费改裤脚，改坏不要钱”的木牌轻轻晃了两下。
屋里灯已经亮了。
母亲坐在缝纫机前，背挺得笔直，手里捏着一把剪刀，在一块深蓝色卡其布上比划。她没抬头，只说了一句：“你来得倒早。”
“您更早。”我把书包放在角落的小凳上，走过去看她手里的活儿，“这是李婶那条裤子？”
“不是。”她摇头，“是昨天排在最后那个小伙子订的工装裤，腰围要缩三寸，裤腿放宽，还得加两个贴袋。他说赶着明天上班穿。”
我看了眼墙上的挂钟，六点整。这才三天，顾客已经开始提特殊要求了。以前补个破洞、改个裤脚就算忙活半天，现在连定制都接上了。
“您吃早饭了吗？”我问。
“喝了口粥。”她说，“你姐昨晚打电话回来，说这周末能来帮几天忙。”
我心里一松。这几天母亲几乎没停过手，从早上七点做到晚上八点，中间就啃了个馒头。我看她眼底下发青，手指关节也有些肿，再这么干下去非累病不可。
“那太好了。”我说，“我今天不上课，能一直在这儿。登记本我带来了，收钱我也行。您专心做活儿就行。”
她终于抬眼看我，嘴角动了一下，没说话，但那眼神我知道——是放心。
我拉开抽屉，把登记本和铅笔拿出来，又从外面买了两杯豆浆、三个肉包子回来。一杯给她，一杯放桌上留着自己喝。包子用油纸包着，摆在缝纫机旁边，热气慢慢散开。
六点半，第一位客人来了。是个老头，拎着件老式中山装，说是领子磨坏了，想换一条新领子，颜色还得对得上。
母亲接过衣服一看，布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呢子，市面上早没了。她翻了翻自己的布料箱，找出一小块存着的边角料，对着光比了比，点点头：“能配。”
老头乐了：“你还留着这个？”
“做这一行，啥都得留点底。”她说着就开始拆旧领子，动作利索。
我记下名字、联系方式、取货时间，收了十块钱定金。老头临走前还特意说：“我几个老伙计都知道你这儿手艺好，明儿带人来。”
七点二十，人开始多起来。
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件红裙子进来，说是参加婚礼穿的，可穿上后腰太松，走几步就往下掉。她急得直跺脚：“下午三点就得出门！能改吗？”
母亲让她试穿，拿粉笔在腰侧画线，又量了臀围。“两个小时能好。”她说，“你先去办事，十点一刻回来取。”
女人千恩万谢地走了。
接着是个中学生，校服裤子短了一截，妈妈让他拿来改。我帮他登记，顺便递了杯水。他喝了一口说：“你们这招牌真敢写，‘改坏不要钱’，不怕被人骗？”
我笑了：“反正到现在还没改坏过一件。”
他嘿嘿一笑：“那我要是故意穿两天再来说改坏了呢？”
“那你得先穿上再说。”我指了指墙上贴的流程表，“每件衣服改之前我们都拍照留底，尺寸也记着。你说改坏了，我们一对就知道。”
他脸一红，赶紧摆手：“开玩笑的，别当真。”
中午十二点，客流稍微缓了点。我拿出带来的作业本，趁着空档写数学题。母亲在熨烫刚改好的一条牛仔裤，蒸汽噗噗地往上冒。屋子里混着布料味、机油味、还有早上剩下的包子香。
“这两天，比厂里还忙。”她忽然说。
“可比厂里自在。”我抬头，“没人查考勤，也没人扣工资。”
她笑了笑，没反驳。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当年她在纺织厂裁剪组，是技术最好的几个之一，后来厂子黄了，她只能接些零活，给人缝扣子、补袜子，一天挣不了十块钱。现在才三天，光昨天就进了四百多，今天看样子也不会少。
“照这样下去，月底房租都不成问题。”我说。
她点头：“要是能稳定下来，我想进点花布，做几件童装试试。现在家长都愿意给孩子做合身的衣服，商场买的总不合体。”
“可以啊。”我说，“咱们还能打个广告，说‘学生校服免费改裤长’，肯定有人来。”
她想了想：“行，下礼拜就弄。”
就在这时候，门又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穿着素净，头发挽成一个髻，手里抱着个布包。她进门先环顾一圈，看到墙上挂着的几件样衣，眼睛亮了一下。
“听说你们这儿改衣服做得细？”她问。
“您要改啥？”母亲停下熨斗。
她小心翼翼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件绣花旗袍，月白色底，袖口和裙摆绣着淡紫的玉兰花，针脚细腻，一看就是老物件。
“这是我结婚时穿的。”她说，“三十年了，一直压箱底。女儿下个月出嫁，我想把它改小一点，让她穿一次。”
母亲接过旗袍，轻轻展开，摸了摸布料。“料子还行，没脆化。只是年头久了，线有点松，改的时候得小心。”
“能改好吗？”她紧张地问。
“能。”母亲说，“但不能大动，只能微调腰身和肩线。袖子要是拆了重做，怕绣花受损。”
“那就按你说的办。”她松了口气，“多少钱？”
“手工费八十，要是加衬里再加三十。三天后取。”
她掏出钱来，全是皱巴巴的纸币，一张一张数清楚，放在桌上。
我登记时随口问：“您女儿在哪办婚礼？”
“市宾馆。”她说，“现在的年轻人结婚，讲究不一样了。不光要穿新衣，还要有纪念品。我那未来女婿家，订了一百套手绘瓷杯，说是每人送一套带走。”
我手一顿：“手绘瓷杯？”
“对。”她点头，“一对三百二十八，上面画的是他俩的照片，还有名字缩写。听说是南巷那边一家店做的，排队都要等半个月。”
“谁都能做？”我追问。
“哪能。”她笑，“得会画画的才行。不过听说最近开了好几家店，都是外地人搬来的，专门接这种单。我女儿本来也想订，结果人家说档期满了，改不了。”
我低头把信息记在登记本背面：**南巷、手绘瓷、婚庆定制、供不应求**。
她走后，我没马上收拾桌子，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好一会儿。
母亲在拆旗袍的旧衬里，一边拆一边说：“你姐小时候也会画瓷。她在技校学过一阵子，后来家里没钱，就没继续。”
我猛地抬头：“她还会这个？”
“嗯。”母亲头也不抬，“那时候她跟着老师傅学过两个月，画过茶杯、小碗，还有存钱罐。你爸说太费时间，让她改学缝纫机，她才转的。”
我没说话。
脑子里却已经转开了。
如果姐姐会画瓷，又有基础，现在市场又缺人……这事儿能不能成？
可我现在不能说。母亲正忙着，我也不能贸然提建议。万一不成，反倒让她白担心。
我只把那页纸折了个角，夹进本子最里层。
下午两点，人又多了起来。我忙着登记、收钱、递水，母亲连口水都没顾上喝。直到四点多，才稍微清静点。
“你姐真能来？”母亲突然问。
“她说这周末就到。”我说，“您让她帮您剪布、烫衬就行，不用碰机器。”
她点头：“也好。一个人确实忙不过来。要是生意一直这么好，咱得想想长期怎么干。”
“要不……租个大点的地方？”我试探着问。
“再看看。”她说，“先把眼前这几单做完。”
傍晚六点，我们关门前清了账。
今天接待了二十三位顾客，收入六百一十二元。比第一天多了快一百四。其中有五单是定制预约，包括两件童装、一条连衣裙、一对情侣衬衫，还有一个老人要复刻他老伴生前穿过的棉袄。
母亲坐在椅子上，揉着肩膀，脸上却是笑的。
“累是累，可心里痛快。”她说。
我点头：“明天我还来。”
“你作业怎么办？”
“晚上写。”我说，“反正回家也是看书，不如在这儿帮忙。”
她没再劝。
我们锁上门，一起往家走。路灯一盏盏亮起来，街上人影拉长。路过报刊亭时，我停下来，掏出两毛钱，买了一本当月的《城乡经济》杂志。
摊主递给我时说：“最近这本讲小生意的多，好多人都买。”
我嗯了一声，把杂志塞进书包。
到家后，我立刻翻到最后几页。果然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小手艺撬动大市场——记青年返乡创业潮》。里面提到一个县的年轻人靠接婚庆陶瓷订单，画定制茶具、瓷盘，月收入过万。文中还附了采访片段：“现在城里人结婚，不光买钻戒，还要有独一无二的手工艺品，越个性越抢手。”
我把这段话反复看了三遍，然后用铅笔在旁边画了三条横线。
夜里九点，我坐在书桌前，翻开旧报纸，在社会新闻栏里找“陶瓷”相关的消息。还真找到一条短讯：**我市非遗办拟举办民间技艺展，征集陶艺、刺绣、木雕作品，优秀者可获展销资格及小额创业扶持**。
我剪下来，贴在笔记本首页。
第二天中午，我翘了半节体育课，骑车回到裁缝铺。母亲正在改一条孕妇裙，见我来了，递过一杯凉白开。
“你怎么回来了？”
“带了点东西给你看。”我把《城乡经济》翻到那页，指给她看。
她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读完，放下杂志：“你是说……让你姐学这个？”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说，“我是说，现在有人专门做这个，而且赚钱。要是她有兴趣，或许可以试试。”
她沉默了一会儿：“她从小就喜欢画东西。那时候家里穷，什么都不敢想。现在……要是真有路子，倒也不是不行。”
我没再多说。
只是把杂志折了个角，夹回本子里。
下午放学后，我又去了趟邮局旁边的报刊亭，问老板：“上个月的《城乡经济》还有吗？”
“没了，回收了。”他说，“你要的话，我帮你留意下期。”
“麻烦您了。”我留下两毛钱定金，“下期到了叫我。”
回到家，我翻出家庭账本，悄悄算了一笔：如果裁缝铺能稳定月入两千，加上陶瓷这边哪怕只做零单，一个月再添一千五，家里日子就能彻底翻身。
关键是——姐姐会这个。
她不是从零开始。
晚上，我坐在裁缝铺角落的小凳上，母亲在缝纫机前赶最后一单。灯光落在她低垂的侧脸上，映出一道浅浅的皱纹。咔哒咔哒的针脚声填满了屋子。
我打开笔记本，拿起笔，在空白页上写下三个词：
**陶瓷？南巷？手绘？婚庆？**
写完，我盯着这几个字看了很久。
窗外，街上行人依旧来来往往。有人驻足看了看我们的招牌，有人拍照，有个小姑娘拉着妈妈的手说：“妈，我以后也要开个这样的店。”
我合上本子，望向门外。
风把门口那张木牌又吹晃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