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绝对公平·AA制原教旨主义者
天气：晴转多云，晚风渐凉
相亲对象：王先生（大学同学推荐：“经济独立，尊重女性！”）
地点：“云顶”旋转餐厅（人均消费800+）
时间：2023年10月14日 晚上7:00
一、序曲：被模仿的观察者
博客的评论区出现了第一个模仿者。
周六午后，我像往常一样打开后台，一条长评被顶到最前面。ID“城市观察员002”写道：
“受本博客启发，我也开始记录我的相亲经历。目前已见7人，分类如下：1号‘妈宝型’（对话中‘我妈说’出现频率：28次/小时）；2号‘表演型’（全程使用话剧腔）；3号‘计算型’（询问我的公积金缴存比例）……期待与博主交流观察心得。”
下面跟了几十条回复，有人分享自己的分类体系，有人争论“表演型”是否包含“文艺青年”，有人建议成立“相亲人类学”研究小组。
我的手指停在键盘上。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来——最初是虚荣（我的文字被认真对待），接着是不安（私人观察正在变成公共行为），最后是一种奇异的疏离感：当“观察”本身成为被观察的现象，那个最初的、纯粹的观察动机，还剩下多少？
母亲端着果盘走进来，瞥了眼屏幕：“现在这么多人看啊。”
“嗯。”
“会不会……”她犹豫，“惹麻烦？那些被你写进去的人，会不会不高兴？”
我想起秦观那句“你会把我写进去吗”，想起许明杰家族账本上那笔六百六十六元的记录，想起苏文远母子在桂花香里的共生系统。每个被我写成文字的人，都真实地活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我的观察，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温柔的暴力？
手机震动。周叙白的消息来得准时：
“仿写是最真诚的致敬，但也可能成为最轻浮的模仿。当观察变成流行，它的严肃性就被稀释了。PS：今晚你要见的人，上周在图书馆借了《博弈论基础》《亲密关系中的财务规划》和《女性主义经济学》。他可能试图用数学模型解决感情问题。”
附：旋转餐厅的电梯在西北角，景观位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他可能想用‘昂贵场景’来测试你的反应模式。
我回复：“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他很快回：“我只知道公开信息。他的借阅记录是公开的，餐厅预约系统有漏洞可查。真正的秘密，都在人心里，不在数据里。”
母亲在我身后轻声说：“这个总给你留言的……是男孩子吧？”
我没有否认。
“他……”母亲斟酌词句，“对你好吗？”
“他只是在读我写的东西。”
“但读得很认真。”母亲顿了顿，“有时候，认真比热情更难得。”
她放下果盘离开，轻轻带上门。房间里只剩下电脑风扇的嗡鸣。
我看着窗外。十月中旬，梧桐叶开始泛黄，但还未大规模飘落。天空是淡淡的灰蓝色，云层缓慢移动。今晚要见王先生——三十二岁，精算师，信奉“绝对公平”，相亲前就声明“所有消费AA制，以示相互尊重”。
同学在推荐时特别强调：“现在独立女性都接受AA制，这代表平等！”但语气里有一丝不确定。
我打开衣柜。旋转餐厅需要正式着装，但我选了最朴素的一条黑色连衣裙，无任何装饰，像一条沉默的影子。首饰只戴了母亲送的一对珍珠耳钉——微小，温润，有岁月的包浆。
出门前，我在镜子前站了很久。镜中的女人，眼神里有过度思考留下的疲惫，也有某种逐渐清晰的决心：今晚，我要测试一个假设——当“绝对公平”遭遇人性复杂，系统会如何反应？
二、现场：旋转的价目表
“云顶”餐厅位于城市最高建筑的顶层。电梯以每秒七米的速度上升，耳膜轻微压迫。透过玻璃轿厢，城市灯火如碎钻般铺展开来，逐渐缩小成一张发光的蛛网。
王先生已经在餐厅入口等候。他穿着深灰色西装，白衬衫，无花纹领带，戴一副无框眼镜。整个人像用直尺和圆规画出来的：肩线平直，站姿端正，连微笑的弧度都似乎经过计算。
“林小姐，准时。”他看了眼腕表，“19:00整。请跟我来，我们的位置在窗边。”
他引我入座。位置确实绝佳——落地窗外，整个城市在脚下缓慢旋转，江水如黑色缎带蜿蜒，桥梁灯光串成珠链。餐桌上铺着浆洗挺括的白桌布，银质餐具在烛光下泛着冷光。
“我提前一个月预约了这个位置。”王先生坐下，将菜单推到我面前，“这里的视野转换速率是每分钟0.5度，一顿饭的时间，恰好能看到城市180度的全景。这是最优解。”
“最优解？”
“是的。”他点头，“时间成本、金钱成本、体验收益的综合最优解。我计算过，相比普通餐厅，这里的溢价部分主要支付给‘景观权’和‘社交展示价值’。对于第一次见面来说，这笔投资是合理的——它能快速建立‘高标准’印象，同时……”他顿了顿，“也能观察对方对高消费场景的反应。”
他说得如此坦然，仿佛在陈述一个数学定理。
侍者递上菜单。王先生翻开：“我建议我们各点各的，最后账单均分。这是最公平的方式。”
“但如果我们点的菜品价格差异很大呢？”我问。
“所以需要协商。”他从西装内袋取出一个平板电脑，调出一个Excel表格，“我提前研究了菜单，标注了每道菜的热量、蛋白质含量、价格性价比指数。我们可以基于数据做出理性选择。”
他把平板转向我。屏幕上，菜单被转化为数据矩阵：“招牌龙虾”旁标注：“单价488元，蛋白质含量85g，热量420kcal，性价比指数0.7（较低）”；“香煎鹅肝”旁写着：“单价368元，脂肪含量过高，健康指数不推荐”；而“时蔬沙拉”后面是：“单价98元，营养均衡，性价比指数1.2（推荐）”。
“你常这样分析菜单吗？”我问。
“所有消费决策都应该基于数据。”他推了推眼镜，“感情也一样。很多人凭‘感觉’进入关系，最后因为财务观、消费观不合而分手。如果提前用数据分析兼容性，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烛光在他镜片上跳动。窗外，城市缓慢旋转，像巨大的钟表盘。
“所以，”我说，“你认为感情可以计算？”
“一切都可以计算。”他语气肯定，“只是大多数人不愿意面对计算的冰冷。但冰冷比热情更持久。热情会消退，计算模型只要输入准确，就能持续输出最优解。”
侍者来点单。王先生选择了“时蔬沙拉”“烤鳕鱼”和“蘑菇汤”，总价不到三百元。然后他看向我：“林小姐，你可以自由选择，但建议参考我的数据模型。”
我合上菜单，对侍者说：“龙虾，鹅肝，松露烩饭。甜点要焦糖布丁。”
王先生的睫毛颤了一下。他在平板电脑上快速输入，屏幕跳出总价预估：我的选择约一千二百元，加上他的三百，人均七百五十元。
“林小姐，”他声音依然平稳，“你确定吗？这些菜品的性价比……”
“我不在乎性价比。”我微笑，“我在乎的是，今晚我想吃什么。”
空气凝固了几秒。窗外，城市转过十五度，一片新的灯火进入视野。
“好。”他在平板备注栏输入：“测试结果：目标对象对价格不敏感，可能消费观偏享受型。兼容性评分：下调0.3。”
侍者离开后，他重新调整表情：“抱歉，我习惯记录。这样之后分析时，数据更准确。”
“你在分析我？”
“我们在相互分析。”他纠正，“就像你现在也在分析我——从我说的话、点的菜、甚至拿餐具的姿势。只是我选择把分析过程透明化。”
他说得对。我确实在观察他，用我自己的方式。
前菜上来时，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语气依旧像在做报告：
“我出身普通家庭，父母都是会计。从小他们就教我：每一分钱都要记账，每一笔支出都要有价值。高中时，我开始用Excel记录每天的时间分配，计算学习效率。大学时，我建立了‘人际关系投资回报率’模型，分析哪些社交值得投入时间。”
他切了一小块沙拉，动作精准：“工作后，我把这套方法应用于感情。我交过三个女朋友，每个关系都有一份详细的数据库：约会成本、情绪价值产出、未来潜力评估。分手不是因为感情破裂，而是因为数据模型显示长期兼容性低于阈值。”
“阈值是多少？”
“65分。”他说，“如果综合评分低于65，意味着未来的摩擦成本会超过收益。感情的本质是交换——时间、金钱、情绪、生育价值。承认这一点并精确计算，是对彼此负责。”
烛光下，他的脸像一幅线条清晰的版画。没有恶意，只有一种天真的残酷——他真心相信，世界可以用公式解构。
龙虾上来了。鲜红的壳，雪白的肉，冒着热气。王先生看了一眼，在平板上记录：“对象选择高溢价菜品，可能暗示：1. 对自身价值高估；2. 测试男方支付意愿；3. 单纯缺乏财务规划意识。”
我放下刀叉：“王先生，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点龙虾只是因为它看起来好吃，没有其他任何意图呢？”
他愣了一下：“那说明你的决策模型过于感性，缺乏成本约束。这在长期关系中会是风险点。”
“所以，”我说，“在你的系统里，感性本身就是错误？”
“不是错误，是变量。”他认真地解释，“但变量需要被量化。比如，‘好吃’这个变量，可以转化为‘感官愉悦值’，再与价格做比。龙虾的感官愉悦值可能很高，但它的价格愉悦比低于沙拉。除非你有足够高的收入，使价格敏感度降低。”
他顿了顿：“林小姐的年收入，方便透露吗？这关系到我们AA制的实际公平性——如果你的收入远低于我，人均分摊对你就不公平。”
终于问出来了。我等待的问题。
三、冲突：当计算遇见情感账户
“我的收入，”我慢慢说，“大概是你的一半。”
他在平板上输入，然后抬头：“那么今晚的AA制，确实对你不公平。我建议调整方案：按收入比例分摊。我付三分之二，你付三分之一。”
“这就是你的‘绝对公平’？”
“是校正后的公平。”他解释，“原始AA制假设双方经济能力相等。当这个假设不成立时，需要引入校正系数。真正的公平不是一刀切，是动态调整。”
我看着他。这个男人在自己构建的系统中不断打补丁，试图用更复杂的公式来逼近那个永远无法被公式化的东西——人心。
主菜陆续上桌。我们沉默地吃了一会儿。城市旋转到江景最开阔的角度，游轮拖着光带缓缓驶过。
“王先生，”我打破沉默，“在你的计算里，有没有一个变量叫‘爱’？”
“有。”他很快回答，“我把它定义为‘长期互惠性依恋的强度’。可以测量：想念频率、愿意为对方牺牲的程度、共同未来的想象清晰度……这些都可以量化。”
“那‘心痛’呢？分手时的‘心痛’，怎么量化？”
他叉子停在半空。这是今晚他第一次真正的停顿。
“心痛……”他重复这个词，“是系统损耗。当一段关系结束，之前所有投入都变成沉没成本。心痛的程度，约等于沉没成本的大小，加上未来预期收益的损失。”
“所以你分手时，会计算心痛值？”
“会。”他低声说，“最后一次分手，我的心痛值是78分——很高，因为投入了三年时间，大量情感投资，共同购房计划也中断了。但模型显示，继续关系的痛苦值会更高，因为核心价值冲突无法调和。”
“什么冲突？”
“她要孩子，我不要。”他说得干脆，“生育对女性是重大身体投资和职业机会成本，对孩子是二十年以上的持续投入。我计算过，以我们的收入和城市生活成本，养育一个孩子的总成本约三百万，这还不算情感劳动的价值。而投资回报——养老保障、情感满足——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从理性角度，这是负收益投资。”
他说这些话时，眼神清澈，没有愧疚，只有数学家的诚实。
“她同意你的计算吗？”
“不同意。”他嘴角露出一丝苦涩，“她说我是个机器人，说我把感情当成资产负债表。分手那天，她摔碎了我送她的手表——那是我用‘最佳礼物算法’挑选的，性价比最高。她说：‘我要的是你为我冲动一次，哪怕就一次，买件没用的、贵的东西，只是因为我想哭的时候你会抱住我，而不是分析眼泪的盐分浓度。’”
窗外，城市转向背光面，灯火显得更加璀璨。
“后来呢？”我问。
“她嫁给了一个中学老师，收入只有我的一半。去年生了孩子，朋友圈经常发疲惫但幸福的照片。”他顿了顿，“我偷偷计算过她的幸福指数——基于照片中的笑容频率、夫妻互动质量、物质条件。结论是：虽然财务评分下降，但情感评分大幅上升。总体幸福值……可能确实比我高。”
他放下刀叉，第一次没有看平板，而是看向窗外：“有时候我会想，我的计算是不是漏掉了一个关键变量。一个无法被量化、但权重可能很大的变量。”
“比如？”
“比如……拥抱的温暖，深夜有人醒来说话的安全感，老了一起看夕阳的想象。”他声音很轻，“这些变量，在我的模型里都被归为‘感性噪音’，权重设得很低。但现在我开始怀疑，也许这些‘噪音’，才是信号本身。”
甜点上来了。焦糖布丁表面有一层脆壳，我用勺子轻轻敲开，声音清脆。
“王先生，”我说，“如果现在让你关掉计算，纯粹凭感觉做一件事，你会做什么？”
他想了很久：“我会……点一杯最贵的红酒。不计算年份、产区、性价比，就点最贵的。然后一口喝完，不去分析它的风味层次。”
“为什么不呢？”
“因为浪费。”他苦笑，“而且，酒精会影响判断力。”
“就一次。”我说，“系统允许偶尔的溢出误差。”
他盯着我，眼神里有挣扎。那个精密的计算系统，和某个被压抑的、渴望越轨的自我，正在交战。
最终，他招手叫来侍者：“请开一瓶你们最贵的红酒。”
侍者报出名字和价格：法国勃艮第特级园，年份2015，单价八千八百元。
王先生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但在平板记录：“实验性决策：测试感性行为的成本与体验价值。预算：失控。”
酒来了。深红色的液体在水晶杯里晃动。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先观察色泽、闻香气、分析单宁，而是直接举起杯子。
“为了什么而干杯？”我问。
“为了……”他停顿，“为了所有无法被计算的瞬间。”
我们碰杯。他仰头一饮而尽，像在吞下一枚苦药。
然后，他闭上眼睛。很久很久。
当他睁开眼时，眼神有些不同——不是醉意，而是某种防线被短暂撤除后的柔软。
“林小姐，”他说，“你点龙虾的时候，我在想：这个女人在挑战我的系统。现在我在想：也许我的系统，需要被挑战。”
城市旋转了完整的一圈，回到最初的方位。两个小时过去了。
侍者送来账单。总计四千三百六十六元，加上那瓶红酒，超过一万三千元。
王先生拿起账单，手指微微颤抖。他在平板上输入数字，公式自动计算：按收入比例，他应付八千七百元，我应付四千三百元。
但在他拿起信用卡前，我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
四、转折：情感账户的赤字
我从包里拿出信用卡，递给侍者：“分开付。我的部分：龙虾、鹅肝、松露饭、布丁，加上红酒的三分之一。大约五千元。”
王先生愣住了：“但按收入比例……”
“那是你的公平，不是我的。”我说，“今晚我点的，是我真正想吃的。你点的，是你理性选择的。我们消费了不同的价值，应该承担不同的成本。这才是我的公平。”
侍者看向王先生。他沉默了几秒，最终点头：“好。按实际消费。”
我们各自刷卡。签字时，我瞥见他的手在轻微颤抖——不是因为钱数，而是因为某种更根本的东西：他的系统被否定了，但不是被情绪，而是被另一套同样理性、但参数不同的系统。
走出餐厅，晚风很凉。城市灯火在头顶旋转，我们站在人行道上，像两个刚结束实验的研究员。
“林小姐，”王先生忽然说，“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请说。”
“你在博客里写的那些男人——黄历男、算法男、妈宝男……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需要被分析的‘奇葩标本’？”
我看着他。夜风掀起他一丝不苟的头发，西装在路灯下泛着深灰的光。
“你是王先生。”我说，“三十二岁，精算师，相信世界可以用公式解构。你很诚实，甚至诚实得残忍。但至少，你不伪装。”
他苦笑：“我的前女友说，我的诚实是最伤人的刀。”
“因为诚实如果缺乏温度，就是解剖刀。”我说，“但解剖刀至少让人看清真相。比那些用甜言蜜语包裹控制的人，要干净。”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很长，很直：“你知道吗？我建立那个计算系统，最初是为了保护自己。小时候，父母总为钱吵架，每一分支出都要争论。我害怕那种不确定，害怕情感带来的财务风险。所以我想，如果一切都计算清楚，就不会有争吵，不会有失望。”
他顿了顿：“但我忘了，当一切都计算清楚，也就没有惊喜，没有意外，没有……爱了。”
一辆出租车驶来，他招手。
上车前，他回头：“林小姐，如果……如果我想学习‘不计算’，该怎么开始？”
“从允许自己浪费开始。”我说，“浪费一点钱，浪费一点时间，浪费在没有任何产出的事情上。然后记录那时的感觉——不是数据，是感觉。”
他点点头，关上车门。出租车驶入夜色。
我独自站在街边。手机震动，周叙白的消息：
“计算型人格的本质是恐惧——对失控的恐惧，对不确定的恐惧，对‘付出没有回报’的恐惧。他的系统越精密，说明内心的黑洞越大。PS：那瓶红酒，他其实偷偷查了年份评分——2015是勃艮第的世纪年份，性价比其实很高。他的‘感性越轨’，依然在计算之内。”
我笑了。果然。
回复：“所以，没有人能完全逃离系统？”
他回：“能。但当系统成为自我保护机制时，逃离等于剥皮。需要时间，需要温暖，需要有人对他说：‘你可以犯错，我不会用你的错误计算你的价值。’”
我握着手机，夜风吹得脸颊发凉。远处，图书馆的轮廓在夜色中静默。
这时，手机又震了一下。是王先生发来的微信：
“林小姐，到家报个平安。另：我刚才在车上，没有计算路线，让司机随便开。现在迷路了，正在查导航。这算‘浪费’吗？”
我回复：“算。而且是很棒的开始。”
他发来一个表情：一个简笔画的笑脸。笨拙，但真实。
五、日记：公平的温度
2023年10月14日，晚风很凉。
今晚见了一个用Excel解构世界的人。
他把感情当成资产负债表，
把心动当成风险评估，
把拥抱当成温度交换实验。
他点沙拉，因为性价比最高。
我点龙虾，因为我想吃。
他说：这不理性。
我说：这不重要。
最后那瓶天价红酒，
他试图用“感性实验”来合理化。
但周叙白说，他偷偷查了年份评分——
连反叛，都在计算之内。
我们都有自己构建的系统。
他的系统是数学公式，
我的系统是观察笔记，
母亲系统是“找个依靠”，
许明杰的系统是“家族上升”，
苏文远的系统是“孝顺报恩”。
我们在各自的系统里，
试图给混乱的生活一个清晰的解释，
试图用规则来对抗无常的恐惧。
王先生说，他计算是因为害怕——
害怕像父母一样为钱争吵，
害怕付出没有回报，
害怕失控。
我写博客，是不是也在害怕？
害怕投入真实的关系，
害怕像母亲一样被抛弃，
所以躲进观察者的安全距离，
用解剖别人来避免被解剖？
今晚我坚持按实际消费付款时，
他愣住了。
不是因为我挑战了他的AA制，
而是因为我用另一套逻辑，
打败了他的逻辑。
原来最锋利的刀，
不是情绪化的指责，
而是冷静的、同样理性的、
但参数不同的另一个系统。
这让我想起我和母亲——
她用她的“为你好”系统爱我，
我用我的“独立自主”系统反抗。
我们都在自己的逻辑里无比正确，
却忘了，爱可能存在于所有系统之外，
存在于那些无法被归类、
无法被计算的缝隙里。
回家的出租车上，
司机在听老歌。
张国荣在唱：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烟火无法计算绽放的轨迹，
无法计算熄灭的时间，
无法计算照亮夜空的面积。
它只是燃烧，
然后消失。
也许感情也是。
也许生活也是。
王先生说他迷路了，
正在查导航。
我说：这是很棒的开始。
因为迷路，
是发现新道路的前提。
而所有的系统、规则、计算，
最终都应该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
而不是为了证明系统本身多么完美。
如果完美系统的代价是失去温度，
那我宁愿要一个充满漏洞的、
但有人情味的混乱。
就像此刻，
母亲应该已经睡了，
床头灯还亮着——
她总说等我回来，
但总是先睡着。
那盏灯，
不计算耗电量，
不计算使用寿命，
只计算一件事：
让我知道，
家里有人在等。
这可能是最简单的系统，
也可能是最复杂的。
晚安，王先生。
祝你找到迷路的勇气。
晚安，所有在系统中挣扎的人。
愿我们最终都能，
在规则与温度之间，
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
不一定是中点，
但一定是让你心安的位置。
写完日记，我走到母亲房间门口。门缝下透出灯光。我轻轻推开门——她果然睡着了，眼镜滑到鼻尖，手里还拿着一本杂志。
我帮她摘掉眼镜，关掉灯。黑暗中，她的呼吸均匀而安稳。
回到自己房间，我打开博客后台。“城市观察员002”又发了新评论，这次详细分析了她遇到的第8个相亲对象，并@我请求“专业意见”。
我没有回复。
而是点开“标本管理员”的私信对话框，输入：
“如果观察本身成为一种表演，
如果记录本身成为一种计算，
我们该如何保持最初的诚实？”
几分钟后，他回复：
“承认自己也在系统中。
承认文字会扭曲，观察会遗漏，
计算会有误差。
然后，继续观察，继续记录，继续计算——
但永远为误差留出空间，
永远为无法被系统化的部分，
保留惊叹和沉默的权利。”
我看着这行字，在台灯下坐了很久。
然后，我打开那个记录相亲的Excel表格——是的，我也有一个表格，记录每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对象特征、观察重点。在王先生那行，我在备注栏输入：
“试图用计算对抗恐惧的男人。
系统精密，但渴望漏洞。
也许有一天，
他会发现，
最大的漏洞，
恰恰是光进来的地方。”
保存，关闭电脑。
窗外的城市已经停止旋转，沉入睡眠。只有零星灯火，像散落的算珠，在夜色中静静地亮着。
我躺下来，闭上眼睛。
在入睡前的混沌中，忽然想起王先生最后的问题：“我该怎么开始学习‘不计算’？”
也许答案很简单：
从允许今晚的月光，不被计算亮度开始。
从允许此刻的心跳，不被计算频率开始。
从允许这篇日记，存在无法被归类的情绪开始。
周叙白批注：
“王先生的系统是当代‘理性人假设’的极端实践。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但心理学告诉我们，人是非理性的。他的痛苦在于，他试图用理性工具解决非理性问题，就像用尺子测量花香。但有趣的是，他允许自己进行‘感性实验’——这说明他的系统存在‘系统更新’模块。他可能终其一生都在计算，但计算的内容会逐渐从‘如何避免伤害’转向‘如何承受伤害’。这本身就是一种进化。”
林溪的补充：
“分开付账时，我注意到他手指的颤抖。那不是因为钱，是因为他的世界观受到了挑战——被另一套同样自洽的逻辑挑战。这可能是他多年来第一次，在理性层面被‘击败’。有时候，真正的突破不是被情感感动，而是在自己的游戏规则里，遇到了更高明的玩家。我未必是更高明的玩家，但我提供了另一种游戏规则。这也许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