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明白了。他们怕的不是徐定富丢脸，是怕他背后的关系网断了他们的政绩。
“行，”我说，“那你们继续捧着他。但下次他再碰我的东西，我不报警，我直接起诉。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一样不少。”
电话那头顿了顿，老陈干笑两声：“不至于不至于……那什么，你早点休息。”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盯着垃圾桶里的饭盒残渣。心里没有快意，只有一股闷堵——不是因为徐定富，是因为这整套逻辑：老人犯错，别人就得忍；你若反抗，反而成了不懂事的那个。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拎着公文包出门。刚走到电梯口，徐定富从隔壁701出来。他穿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油亮，手里还端着一杯豆浆。
看见我，他脚步没停，眼神却像刀子一样刮过来。
我没躲，直视他。
他忽然停下，慢悠悠喝了一口豆浆，然后说：“年轻人，火气别太旺。这世上，不是所有事都能靠报警解决。”
“是吗？”我淡淡回，“那您昨晚哭的时候，怎么没想到靠讲道理解决？”
他脸色一沉，手里的纸杯捏得变形。豆浆溅到他袖口，他也不擦。
电梯到了。我们一前一后进去。狭小空间里，谁都没按楼层。我按了1，他按了B1——地下车库。他居然有车。
电梯下行，数字跳动。他忽然开口：“你知道我教过多少学生吗？教育局的、法院的、派出所的……都有。你今天让我下不来台，以后在这片地界，寸步难行。”
我看着电梯镜面里的他，嘴角扯了一下：“您要是真有那么大本事，何必偷我一顿48块的麻辣烫？”
他猛地转头，眼睛瞪得浑圆，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没说出来。
电梯到1楼，门开。我先走出去，听见他在后面重重哼了一声。
公司里一切照常。中午我点了份黄焖鸡，地址填的是前台。吃完饭，同事老张随口问：“你最近怎么不在家吃？”
“家里外卖总丢。”我说。
“啊？你们小区不安全？”他皱眉，“该不会是那种专门偷外卖的惯犯吧？”
我没提徐定富的名字，只说：“是个邻居，仗着年纪大，觉得别人的东西都是他的。”
老张摇头：“这种人最恶心。你报警没？”
“报了。”我冷笑，“结果他装糊涂，警察只能调解。”
“那你就别在家点了呗。”他说，“反正你在公司也能吃。”
我点头。这正是我打算做的。
晚上六点半，我打包了一份公司食堂的便当回家。刚进楼，就看见徐定富站在智能柜旁边，背着手，像在巡视领地。
他看见我，目光落在我手里的餐盒上，眉头一拧。
我没理他，径直上楼。
开门，关门，反锁。
五分钟后，敲门声响起。
“小李！”徐定富的声音透着刻意的温和，“在家吗？我是徐叔。”
我走到门边，没开。
“听说你最近不在家吃饭？”他语气关切，“是不是经济紧张了？徐叔虽然退休了，但还能帮衬点。你要是困难，跟我说一声。”
我几乎笑出声。昨天还威胁我“寸步难行”，今天就装慈善家？
“谢谢徐叔，”我隔着门说，“托您的福，公司食堂免费，吃得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