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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获奖资格、解除博导职务、开除教职。
一连串的处分通知，接连而来。
我成了整个A大，乃至学术界的笑柄。
很多人落井下石，过去被我打压过的年轻学者，被我抢过项目的竞争对手，纷纷站出来，揭露我更多的黑料。
我试图动用我经营多年的人脉关系，却发现那些曾经称兄道弟的朋友，电话不是打不通，就是借口开会匆匆挂断。
这个世界很现实。
走投无路之下，我只能厚着脸皮回了老家，想求我父母出面，去跟苏晴说说情。
毕竟，苏晴对他们二老，一向是孝顺的。
我父母一开始还站在我这边，痛骂苏晴心狠手辣忘恩负义。
直到蒋远带着律师，送来了一份文件。
那是一份二十页的《赡养义务履行清单》。
上面用表格清晰的记录了二十五年来，苏晴对我父母的每一次照料。
“二零零二年，父亲高血压住院，苏晴陪护十五天，扣除当月全部积分。”
“二零零八年，母亲摔断腿，苏晴请假三个月在家照顾，期间无任何积分收入，靠积蓄度日。”
“二十五年来，苏晴为二老洗衣做饭、端茶送药，折算高级护工市场价，共计一百二十三万元......”
而清单的另一边，是我的记录。
除了每年过年给几千块钱，其他栏目，一片空白。
我父母看着那份清单，沉默了。
最后，我妈叹了口气，对我说：“舟儿，是咱们蒋家，对不起她啊。”
那一刻，我连最后的亲情也失去了。
法院的传票很快就到了。
开庭那天，我站在被告席上，看着对面原告席上的苏晴。
她穿着一身得体的灰色套装，头发盘起，冷静干练，像一个我从未认识过的陌生人。
蒋远作为她的律师，逻辑清晰言辞犀利，将我制定的“积分制”定性为家庭暴力和经济控制，并提供了那本记录了二十五年的账本作为证据。
我请的律师，在他的攻势下，一直退败。
法庭上，苏晴进行了最后陈述。
她没有哭，也没有控诉，只是平静的讲述了这二十五年的生活。
讲她如何在一次次扣分和惩罚中，逐渐失去了自我。
讲她如何在深夜的灯下，靠着翻译那些难懂的哲学文字，找回做人的尊严。
她的声音很轻，却让整个法庭很安静。
我看着她，才明白我失去了什么。
我失去的，是一个曾经深爱我，愿意为我付出一切的女人。
我亲手把她的爱一点一点用积分割的粉碎。
最终判决下来，我名下所有婚内财产，包括那套我引以为傲的江景大平层，一人一半。
同时，法院支持了苏晴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我需要额外支付给她一百五十万元。
我名誉扫地，倾家荡产。
我的人生，跌入了谷底。
没了工作，没了声誉，大房子也被变卖分割。
我只能在大学城附近，租了一间阴暗的地下室。
为了糊口，我放下了教授的架子，去给考研的学生做私教，讲的还是我最熟悉也最讽刺的专业课。
有一次，我在一个学术论坛上，看到了苏晴的消息。
她以“德语翻译家和学者”的身份，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论施密特哲学思想中的自由与规训》。
书的扉页上，写着一句话：
“献给所有在规训中，依旧没有放弃自由灵魂的女性。”
我知道，那是在说她自己，也是在审判我。
儿子蒋远来看过我一次。
他没有叫我“爸”，只是平静的告诉我，苏晴用她分到的钱，联合几位律师，成立了一个公益性质的法律援助中心。
专门帮助那些在婚姻中遭受不公待遇，却无力反抗的女性。
“她说，她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把伞。”蒋远说。
我看着他，这个我曾经以为最像我的儿子，如今却活成了我理解不了的样子。
他眼里有光有信念有爱。
而我的眼里，只剩下灰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