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总凝固在暖黄色的夕阳里，像一幅浓得化不开的油画。
我家院墙后头，不知是哪阵风送来的一颗小小树苗。它细伶伶地斜倚在一片荒芜里，比我们高不了多少，树干也不过孩子胳膊般纤细，嶙峋得仿佛刚从一场漫长的冬眠中跌跌撞撞醒来，挣扎着撑开一小片疏落的绿荫。可偏偏是它，年复一年，竟结出一种小小的果子，圆溜溜，红彤彤，挂在稀疏的叶底，一粒粒红得像落进人间的朝霞碎片。那是我童年里最晃眼的一抹颜色。
那时候，我最亲密的伙伴是栓柱和二丫。栓柱生得墩实，像一截结实的小树桩；二丫扎着永远不太整齐的羊角辫，脸颊上总拖着没擦干净的两道泥印子。我们的“王国”，就在这棵无名的红果子树下。
夏日的午后，蝉鸣稠密得如同实体的网，密密匝匝罩在头顶。滚烫的尘土扑打着光脚板，我们就在树下那片难得的阴凉里翻滚、追逐，用断砖烂瓦搭起摇摇欲坠的城堡。渴极了，便踮起脚，费力地去够枝条上悬垂的红果子。小手在稀疏的叶间摸索，摘下的果子也不洗，只在短褂上胡乱擦两下，便塞进嘴里。
牙齿小心翼翼地咬破薄皮，一股清冽的微酸先涌上来，激得舌尖微微一颤，随即，一种难以名状的、干净的甜意便在齿缝里幽幽蔓延开来。没有丰沛的汁水，但那奇异的滋味里，仿佛藏着整个夏天旷野上吹来的、被阳光晒透的风的气息。
日头西斜，树影被拉得老长，斜斜地印满整个打谷场，边缘浮起一层迷离的金绒。晚霞在天边放肆地泼洒着酡红的颜料，这时，巷口必会准时传来妈妈那拖长了调的呼唤： “小南——栓柱——二丫——家来吃饭喽——！” 那悠长的尾音穿透氤氲的炊烟，熨帖极了，像一道温柔的命令，宣告着一天嬉闹的终结。它穿透薄暮，越过院墙，直直敲进我们幼小的心坎，是永远不会迷失的归途。我们在树下拉钩约定下次再聚，才恋恋不舍地拍拍一身的尘土，踩着脚下越拖越长的影子跑回家去。无数个这样镀着金边的傍晚，连同树上那小红果子的滋味，一起被细碎时光碾磨成粉，深埋在来路烟尘里。
似乎只是树影移动了几回，我们都长成了大人的形状。
栓柱钻进了山坳更深处，成为隧道深处一盏孤独流动的矿灯。他后来给我写过信，字迹粗笨如石：“南哥，下面黑，但能摸到大地的心跳。”二丫那张娃娃脸被白大褂笼得只剩一双锐利沉静的眼睛，刀锋成了她手掌的延伸，每次通话都带着手术室器械盘轻微的碰撞声：“南子，今天又捡回一条命，值得喝一杯。”而我，镜头替代了幼时好奇的目光，扛着“国际记者”的虚名，在一个个地震灾区的断壁残垣、或战火未熄的残破街垒间穿行，捕捉绝望与破碎，把影像投向冰冷屏幕后沉默的世界。那些光环在夜归时总是格外沉重，压得肩膀酸痛。很多时候，站在异乡高楼的落地窗前，望着外面流转不息、却与自己毫无干系的城市灯火，我会不自觉地摸向胸前挂着的那块旧铜片——那是栓柱在十岁那年，从河沟浑浊的水底摸出的半截铜料，央村口打铜的孤老头子三爷磨光，用小钉歪歪扭扭刻着我们仨名字的缩写：NS、ZZ、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