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美兰像是被狠狠抽了一耳光，踉跄了一下，指着我，嘴唇哆嗦着：“你……你这个白眼狼！不识好歹！我好心好意来接你，你就这么跟我说话？活该你一辈子受穷！”
她气急败坏地摔门而去。
我看着还在微微震动的破旧木门，面无表情地坐回去，继续啃我的冷馒头。咸菜有点齁，但还能下咽。
邹泽宇也来过一次。地点是我打工的川菜馆后门。他开着一辆招摇的跑车，穿着骚包的皮夹克，斜倚在车门上，等我下班。
看到我一身油烟味出来，他嫌弃地皱了皱鼻子，语气带着施舍：“喂，邹雪。爸让我给你带句话，只要你肯回去，低个头，给雨薇道个歉，以前的事就算了。家里给你安排个轻松体面的工作，或者送你去国外读书也行。总比你在这种地方当厨子强。”
我绕过他，径直往前走。“不劳费心。当厨子挺好，凭本事吃饭，不偷不抢。”
“你！”邹泽宇追上来拦住我，压低声音，带着威胁，“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是谁？真以为身上流着邹家的血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在邹家，雨薇才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外来户！识相的就乖乖滚回去，不然……”
“不然怎样？”我停下脚步，抬眼看他，眼神平静无波，“再把我丢回孤儿院？还是像上次说的，找个疗养院把我关起来？”
邹泽宇被我点破上次宴会上的话，脸上闪过一丝心虚和恼怒：“你少胡说八道！我好心给你指条明路！”
“你的明路，我走不起。”我绕过他，不再停留，“麻烦让让，挡着我回家的路了。”
邹泽宇在我身后气得跳脚，骂骂咧咧地上了车，引擎发出暴躁的轰鸣，绝尘而去。
日子就在这种忙碌、拮据，偶尔被邹家人骚扰一下的状态中，不紧不慢地滑过了一个多月。我和邹家，似乎达成了一种诡异的平衡。他们不再派人来送钱或者“劝归”，我也乐得清静，专心打工，努力攒钱，计划着等攒够了钱，就去学点更赚钱的手艺。
我以为，这场闹剧，会以我的彻底远离而告终。直到那天，我接到了疗养院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公式化：“请问是邹雪女士吗？这里是康宁疗养中心。您的养母李桂芳女士，于今天上午十点十五分因病去世，请您尽快来处理后事。”
养母……死了？
我握着那个老旧的二手手机，站在嘈杂的后厨门口，耳朵里嗡嗡作响，周围切菜声、炒菜声、吆喝声都仿佛隔了一层水幕，变得模糊不清。
李桂芳。那个脾气暴躁、没什么文化、一辈子在底层挣扎的可怜女人。她不是我的生母，甚至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养母。她酗酒，骂人，心情不好时会拿我撒气，抱怨我是拖油瓶，抱怨我花光了她的钱。但她也是唯一一个，在我生病发烧时，会骂骂咧咧地背我去小诊所打针的人；是在我饿得前胸贴后背时，会把最后半碗糊糊推给我，自己灌凉水的人；是在筒子楼里别的孩子骂我是野种时，会叉着腰用最脏的话骂回去，然后拉着我回家的人。
她是我灰暗童年里，唯一真实存在过的、带着苦味和辣味的依靠。她给了我一个遮风挡雨的破窝，虽然漏风漏雨；给了我一口吃的，虽然常常是冷的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