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里那间朝南的病房里，曾住着两个特殊的病人。说是特殊，倒不是因为病情多罕见，而是他们住得太久了——整整一年，久到护工换了三茬，墙皮添了新的斑驳，窗外的梧桐树叶子落了又生，两人的床位却像生了根似的，成了病房里不动的坐标。
靠门那张病床，住着李大爷。这人像是揣着个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病房里轮过多少病人，谁是本地人谁是来打工的，谁家里孩子刚上大学谁老伴儿有高血压，他都门儿清。
护工推着治疗车刚进门，他能先笑着搭话：“小张今天换了双新鞋？看着轻快。”隔壁床家属拎着保温桶进来，他又能接上茬：“小王妈又给炖排骨了？上次那汤味儿，我隔着三床都闻见了。”一来二去，不光同屋病人跟他熟络，连探视的家属们也爱跟他唠两句，谁家里有啥喜事，谁最近犯了愁，总愿意跟他念叨念叨。他呢，听着的时候眼睛眯成条缝，时不时插句嘴，要么逗得人哈哈大笑，要么三言两语把人劝得舒坦些。
可就是这么个爱热闹的人，脚却像在病房里扎了根。护士劝他：“李大爷，天气好的时候出去晒晒太阳呗，楼下花园新开了不少花。”他总摆摆手：“不去不去，这儿多好，人来人往的，听着动静就踏实。”偶尔被护工硬推着轮椅到门口，他也只探头往走廊里望两眼，就催着回去：“还是屋里好，外头风大。
靠窗的床位，常年躺着赵大爷。自确诊那天起，医院的白色床单就成了他生活的底色，日子在点滴药液和反复检查里慢慢拉长，一晃就是许久。
刚住院时，他还常隔着床跟李大爷搭话，说年轻时在厂里当师傅的趣事，说儿子上周带的橘子甜得发腻。可日子一天天过，化疗让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头发像被秋风扫过的落叶般簌簌往下掉，他话也渐渐少了。起初是懒得开口，后来连听人说话都显得吃力，多数时候就那么半倚在枕头上，眼神落在窗外那棵老梧桐树上，叶片绿了又黄，黄了又落，他也不怎么动，像在数着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看。
病房里的热闹仿佛与他隔了层玻璃，家属来探视，他多半只是扯扯嘴角算打招呼，问他哪里不舒服，也只淡淡应一声“还行”。直到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像失控的野草般蔓延，夜里的疼痛让他蜷成一团，连呼吸都带着细碎的喘息。医生说需要更安静的环境，于是他被挪进了走廊尽头的单人间。
那扇曾被他望了无数次的窗户留在了身后，新病房的窗朝着同样的天空，只是再没有邻床的絮叨声，只有消毒水的气味，在寂静里漫得更深。
那天清晨来得格外静，走廊里只有保洁员拖地的窸窣声，阳光刚爬上对面楼的墙沿，带着点凉丝丝的暖意。
突然，一阵尖锐的呼叫器声响划破了这份平静，“嘀——嘀——”的长鸣像根绷紧的线，猛地在走廊里炸开。护士站的脚步声瞬间急促起来，几个人影快步冲向走廊尽头的单人间，门被轻轻推开又迅速合上，把外面的晨光和声响都挡在了门外。
没过多久，门再次打开，护士们走出来时，脚步放得很轻，白大褂的下摆随着动作微微晃动，脸上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平静，只是眼底那点沉下去的情绪藏不住。有人轻轻叹了口气，对着迎上来的赵大爷儿子摇了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