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的五月，皖北的麦子刚秀出穗，空气里就飘着一股呛人的热风。我蹲在自家院子里翻晒去年的玉米，听见村东头的大喇叭“滋啦”响了两声，接着是村支书王大伯的大嗓门：“陈大壮！南京回来的陈大壮！你大伯家有人找——”
我直起腰往东边瞅，看见阿牛哥穿着件灰西装，拎着个黑皮箱，正站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下张望。他媳妇英子抱着个周岁大的娃娃，另一只手还牵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一家人在土路上显得格外扎眼。
“阿牛哥咋这时候回来了？”我丢下木耙就往那边跑，路过二婶家时，她正端着洗衣盆出来，看见阿牛哥也愣了：“这不过年不过节的，城里不上班？”
阿牛哥看见我，脸上勉强挤出点笑：“小雅，你大伯在家不？”他的西装袖口沾着泥，眼窝陷进去一大块，眼下的乌青比酱油还深。
“在呢，刚跟三叔公去地里看麦子了。”我帮他拎过皮箱，那箱子沉得像装了块石头，“你们咋突然回来了？事先也不捎个信。”
英子叹了口气，把怀里的娃娃往臂弯里紧了紧：“前天夜里建军做了个怪梦，一整夜没合眼，天不亮就说要回来。”
说话间已经到了大伯家院门口，正好撞见大伯扛着锄头回来。他赤着膊，古铜色的脊梁上淌着汗，看见阿牛哥，锄头“哐当”掉在地上：“小兔崽子！你咋回来了？”
“爹。”阿牛哥的声音发颤，伸手想去碰大伯的胳膊，又猛地缩了回去，“我……我想你了。”
“想我？”大伯咧开嘴笑，露出两颗被烟熏黄的牙，“想我不会打个电话？浪费那车票钱干啥？”他说着就去摸阿牛哥的头，手刚抬起来，又被阿牛哥攥住了。
“爹，你穿厚点，这天早晚凉。”阿牛哥的手指冰凉，捏得大伯的手腕发红，“你最近没哪儿不舒服吧？吃饭香不香？夜里睡得着吗？”
大伯被问得一愣：“我好得很！昨天还跟你三叔公喝了半斤白酒，今早天没亮就去割了半亩麦，你看这胳膊！”他把胳膊往起一抬，肌肉块子硬得像石头。
这时候院里已经围了不少人，二姑奶拄着拐杖，眯着眼打量阿牛哥：“建军啊，你这脸色咋这么差？是不是在城里受委屈了？”
“没有二姑奶，我就是……”阿牛哥咽了口唾沫，喉结滚得像个核桃，“我这三天，天天梦见俺爹。”
这话一出，院里的嗡嗡声突然停了。连趴在墙根打盹的老黄狗都支棱起耳朵，“汪”地叫了一声。
“梦见啥了？”三爷爷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
阿牛哥蹲在地上，双手插进头发里，指节白得像要裂开：“第一天夜里，我梦见俺爹站在南京宿舍楼下。大半夜的，他穿件黑布寿衣，就是俺爷走时穿的那种，襟上绣着金线寿字，看着特瘆人。他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脸对着我窗户，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顺着下巴往下掉，把寿衣前襟都哭湿了，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小姑娘怯生生地拉着英子的衣角：“妈，我也梦见爷爷了，他浑身湿淋淋的，说冷。”
“你别瞎掺和。”英子拍了拍女儿的头，眼圈红了，“前天建军醒了跟我说这梦，我还骂他胡思乱想。可昨天夜里他又梦到了，这次俺爹在梦里抓着他的手，那手冰得像块铁，往他怀里塞了个湿漉漉的麦穗，嘴里呜呜啦啦的，像是说‘该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