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仲秋，我背负行囊抵达赵家沟。眼前景象令人窒息：田垄里，枯黄残茎在风中簌簌作响，如泣如诉；沟壑纵横，大片黄土赤裸裸地暴露在灰白天幕下，宛如大地狰狞的伤口。村口槐树下，几个娃娃头大身细，眼睛深陷，肋骨根根凸起，如同搓衣板般清晰可数。衣衫褴褛的老人倚着土墙，眼神茫然如枯井，只余下微弱呼吸证明生命尚存。我心头猛然一紧，如同被无形之手攥住——这就是被封锁与天灾蹂躏后的赵家沟么？
循着指点，我在村西头一块严重龟裂的田埂上找到了村长赵大叔。他正蹲着，粗糙的手指深深插入干裂的土缝，攥起一把土，再摊开手掌，细碎的沙土便簌簌地从指缝间滑落，仿佛无声控诉着这片土地的干渴与贫瘠。他抬眼望向我，那眼神如蒙尘的刀锋，既暗淡又沉甸甸的压着分量，蕴藏着难以言表的沉重。他声音沙哑如磨砂：“李刚同志？瞧见了吧，这地……再种不出东西，饿死人的事，怕是真要来了。”
赵大叔引我踏入他家那昏暗低矮的窑洞，土炕上躺着的老伴儿一阵猛咳，如同破旧风箱般喘息着。他默默端来两个粗瓷碗，碗里是近乎透明的野菜糊糊，映照出窑顶模糊的暗影。“凑合喝点吧，同志，粮食……早见底了。”碗沿冰凉，稀薄的糊糊滑过喉咙，只留下一片空落落的、刮擦般的饥馑感。我放下碗，郑重掏出那份盖着红印的边区文件：“大叔，党中央号召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就是咱们眼下唯一的活路！”
翌日，村中那棵饱经风霜的老槐树下，我向聚拢来的乡亲们宣讲大生产。我讲述部队在南泥湾如何挥动锄头开垦荒山，战士们如何一边握枪一边扶犁，硬是让荒山变成了粮仓。然而，我激昂的话语落下，换来的却是人群里一片压抑的沉默。一张张被饥饿与忧虑刻满痕迹的脸上，疑虑如浓雾般弥漫不散。角落里的王老倔闷声闷气地开了腔：“李同志，说破大天去，种地靠的是老天爷赏脸！眼下这光景，连种子都凑不齐，拿啥‘大生产’？瞎折腾罢了！”
我心头一沉，却并不意外。当晚，我蹲在赵大叔家的土灶旁，灶膛里跳跃的火苗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我诚恳道：“大叔，人心都是肉长的。乡亲们饿怕了，不敢信，我能懂。可这路，非走不可！咱得让他们看见，这火种真能点起来。”
一场场“炕头会”在低矮的窑洞里铺开。我盘腿坐在王家那磨得油亮的炕席上，对着愁眉不展的老两口：“大娘，大叔，你们手艺好，在编工队里专管育苗，不比单干强？”王老倔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微光。在铁匠张叔那叮当作响、火星四溅的炉棚前，我指着墙角堆着的破犁头、烂锄板：“张叔，您这手艺是宝贝！把这些废铁回炉，咱就有新农具了！”张叔布满老茧的大手猛地一拍大腿，炉火映亮了他骤然迸发的眼神：“成！我老张豁出这把骨头了！”在李家媳妇纺车嗡嗡的窑洞里，我掏出怀中那块洗得发白却依然厚实的粗布手帕——这是秀兰在我临行前夜塞给我的，她带着纺织小组在后方日夜摇动纺车，线穗子堆得像小山。“嫂子您瞧，这布，就是咱妇女同志一梭子一梭子织出来的！前线战士，就指着这个御寒杀敌！”李家媳妇摩挲着手帕，长久低垂的头终于缓缓抬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