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是蘸了盐水的钝刀，一下下剐着人裸露的皮肉。灶膛里跳跃的火光，暖不了我半分，只把弟弟小虎圆润的脸蛋映得更红。娘端着那碗粗瓷碗，红糖水熬得稠厚发亮，甜腻的焦香霸道地钻满整个灶房，也钻进我空荡荡的胃里，绞得生疼。我缩在冰冷的灶膛角落，怀里抱着的是我的粗陶碗，碗里是清澈见底的凉白开，能照见我枯黄头发下，那双死死盯着糖水碗、渴望又不敢流露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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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烫……”小虎娇气地撇着嘴。
“乖，娘吹吹。”娘的声音软得像棉花糖，拿起小勺，耐心地吹了又吹，才喂进弟弟嘴里。那糖水的热气，似乎也暖着娘的脸。
去年冬天，我烧得像块炭，蜷在冰冷的土炕角落。喉咙干得冒烟，浑身骨头缝都在疼。爹在隔壁鼾声如雷，娘被吵醒，不耐烦地掀开我的破棉被一角：“吵吵什么！丫头片子命硬，喝瓢凉水挺挺就过去了！别吵着你爹睡觉！”灶房的水缸结着一层薄冰，我裹着单衣，哆嗦着摸下炕，舀起一瓢刺骨的冰水，闭着眼灌下去。那寒意像无数根钢针，瞬间刺穿喉咙，冻僵了五脏六腑，激得我剧烈咳嗽，咳得眼前发黑，几乎背过气去。没有药，没有一句安慰，只有弟弟在暖炕上被吵醒后不满的哼唧，和娘低声的呵斥：“小声点！别惹你弟！”
衣服永远是弟弟穿剩下的，肥大破旧，补丁叠着补丁。冬天冷风灌进来，冻得我牙齿打架。娘会说：“丫头长得快，凑合穿，省下钱给你弟买新袄。”弟弟的新棉袄厚实暖和，袖口还缀着毛茸茸的边。我只能把破袄子裹了又裹，缩着脖子在寒风里走路上学，手脚年年冻得像胡萝卜，溃烂流脓，晚上痒得钻心也不敢挠，怕吵醒弟弟挨骂。
家里的鸡蛋，永远是弟弟的。偶尔煮一个，娘会剥好，吹凉了，笑眯眯地塞进弟弟嘴里。我只能在一旁咽口水，收拾蛋壳。有一次，弟弟吃腻了蛋黄，随手扔在地上。我实在忍不住，趁没人注意，飞快地捡起那沾了灰的蛋黄塞进嘴里。那一点点腥甜的滋味，还没来得及回味，就被走进来的娘撞见。一个响亮的耳光扇得我眼冒金星：“没出息的东西！捡你弟的口水吃！饿死鬼投胎啊？”弟弟在一旁咯咯笑，仿佛看了一场有趣的猴戏。
我把所有的不甘、委屈和寒冷，都死死地按进课本里。油灯昏黄的光晕是我唯一的暖炉。书页翻动的沙沙声，是我对抗这个冰冷世界唯一的武器。每一个字，每一道题，都像是从冻僵的骨髓里硬生生抠出来的力气。终于，那张薄薄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滋啦”一声掉进了我心底的冰窟窿。
爹一把抢过去，眯着眼辨认上面的字，嘴角咧开，露出被劣质烟熏黄的牙：“好！好哇！”他粗糙的手指戳着通知书，转向娘，眼里闪着饿狼看见肥肉般的精光，“隔壁村杀猪的王老五，托人递过话了！二十万！一分不少！正好够给小虎起栋新楼房！”娘在一旁搓着手，脸上的喜气几乎要溢出来，仿佛那二十万彩礼已经堆在了炕头，金光闪闪。
那“二十万”像烧红的铁钉，狠狠扎进我耳朵里，烫得灵魂都在抽搐。我下意识地后退，脊背撞上冰冷的土墙，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冻得四肢百骸都麻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