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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英是方圆百里最出名的哭丧人。
她哭了一辈子。哭别人的爹，哭别人的娘，哭别人的丈夫。哭得肝肠寸断，哭得声嘶力竭，哭得每个人都觉得这钱花得值。
“余婶子，您再哭响些，东家说了，加钱！”管事的老刘凑到她耳边低语。
余秀英点点头，深吸一口气，将手中的白帕子往脸上一盖，声音陡然拔高：“我那苦命的公爹啊——您怎么就这么走了啊——留下这一家老小可怎么活啊——”
她的哭声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剜着在场每个人的心。孝子贤孙们原本只是做做样子，此刻却真的红了眼眶。几个年长的妇人开始抹眼泪，年轻些的也低头不语。灵堂里弥漫着一种奇特的氛围，仿佛死亡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真切地悬在每个人头顶的阴影。
余秀英的哭声渐渐转为呜咽，她跪在灵前，额头抵着冰冷的地砖，肩膀剧烈地抖动着。没有人知道，此刻她眼前浮现的是十年前溺亡的女儿小桃。那天她正在邻村哭一场大丧，赚了双倍的钱，回家却只见到河岸边围着一群人，和地上那具小小的、湿漉漉的尸体。
“余婶子，您真是这个！”丧事结束后，老刘竖起大拇指，递过来一个厚厚的红包，“东家特别满意，说下回还找您。”
余秀英勉强扯了扯嘴角，将红包塞进贴身的衣袋。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条黑色的河流，无声地流淌在乡间土路上。
她的家在村尾，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门前有棵歪脖子枣树。二十年前丈夫去世时，她开始做哭丧人，靠这个养活了自己和女儿。如今女儿也没了，只剩下这间破屋和满屋子的回忆。
余秀英推开门，屋内黑漆漆的。她摸索着点亮油灯，昏黄的光线勉强照亮了角落里的一个简易神龛——那是她为女儿设的。照片上的小桃才八岁，扎着两个羊角辫，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桃啊，娘回来了。”余秀英轻声说，声音沙哑得不像话。她今天哭了整整三个时辰，嗓子火辣辣地疼。她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咕咚咕咚灌下去，然后瘫坐在门槛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发呆。
村里人都说余秀英命硬，克死了丈夫又克死了女儿。她听了只是笑笑，继续接活，继续哭别人的丧事。只有她自己知道，每个无法入睡的深夜里，她都在心里为女儿哭丧，只是眼泪早已流干，只剩下无尽的空洞。
这天晚上，余秀英做了一个决定。她要从头到尾，好好地、专心地为女儿哭一场丧。不是为钱，不是为别人，只为自己，为那个永远停留在八岁的小桃。
第二天一早，余秀英翻出积攒多年的白布，在堂屋正中摆了一张小桌子，放上女儿的照片，点燃两支白蜡烛。她换上唯一的素色衣裳，把头发挽得一丝不苟，然后跪在桌前，清了清嗓子。
白蜡烛在风中摇曳，像她枯瘦的手指。六十岁的余秀英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老，多年的哭泣在她脸上刻下深深的沟壑，眼睛因为常年流泪而浑浊不清。
“桃啊...”她刚开口，眼泪就涌了出来。这一次不是为了表演，不是为了工钱，而是积蓄了十年的悲痛终于找到了出口。
就在这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