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患猖獗，啃噬着我积攒的口粮，也啃噬着我的心。村口杂货铺那包“三步倒”老鼠药，花了我五块钱——这几乎是三斤鸡蛋的价钱。我捏着纸包回家，指尖捻开时，手却不知为何抖了那么一下。灰白色的药粉簌簌飘落，竟像有了生命，不偏不倚，正撒进了盛着半缸白米的米缸里。雪白的大米上，顿时覆了一层不祥的灰霜。我心头一紧，像是被无形的手攥住，但旋即又安慰自己：“不怕不怕，水是活菩萨，淘洗几遍，准能冲干净。”
我舀出那染了毒的大米，在清冽的井水里一遍遍揉搓、冲洗。米粒在指缝间滚动，水渐渐浑浊又复归清澈。我嗅了嗅，井水的气息盖过了一切。于是，锅灶生火，水汽升腾，那洗过的米在铁锅里翻滚，最终蒸腾出满屋诱人的白气与饭香。看着老伴、儿子、儿媳、小孙子围坐桌边，大口吞咽着这“劫后余生”的白米饭，我心头莫名空落，只推说胃里顶得慌，一口未动。
变故来得毫无征兆。先是小孙子捂着肚子，脸色煞白地嚷着疼，紧接着老伴猛地推开碗筷，额头瞬间沁出豆大的汗珠，身子一歪，轰然倒向冰冷的地面。儿子儿媳也面色青紫，痛苦地蜷缩起来。小小的灶屋顷刻成了人间地狱。我被巨大的恐惧攫住，浑身冰冷，只能嘶哑着喉咙呼喊救命。邻居们撞开房门，手忙脚乱地把他们抬上门板，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目光死死黏在老伴那张灰败如土的脸上。他最后吃下的那三碗米饭，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
医院里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气味，冰冷又陌生。孙子吐了几回，小小的身体渐渐缓了过来，蜷在儿媳怀里沉沉睡去。儿子儿媳年轻，硬扛了两天，吊针打完，脸上总算有了点火气。只有老伴，躺在那叫ICU的地方，浑身插满管子，像一截沉默的枯木，无声无息。我守在外面的长椅上，三天三夜，眼窝深陷，世界仿佛只剩下仪器单调的嘀嗒声和他紧闭的双眼。第四天清晨，医生疲惫地出来，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说暂时稳定些了。这消息像一根浮木，让我在绝望的深水里喘了口气。就在这时，家里那群活物——鸡、鸭、还有那条看家的大黄狗，饿了三天的影子猛地撞进脑海。它们也是命啊！我心头一紧，交代了儿子几句，几乎是跑着冲出了医院大门，奔向那个此刻让我又怕又念的家。
推开院门，迎接我的是一片死寂。鸡鸭在角落里蔫头耷脑，饿得连叫唤的力气都没有了。灶间那半锅没吃完的米饭，冷冰冰地搁在桌上，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惨白的光。我看着它们，再看看饿得奄奄一息的鸡鸭，心里那点侥幸又冒了出来：“人吃了要命，这鸡鸭畜生，皮实着呢，吃了兴许没事？” 我舀起那冰冷的毒饭，拌了些糠皮，一股脑儿倒进食槽。看着鸡鸭蜂拥而上，争抢啄食，我甚至感到一丝莫名的宽慰，仿佛是在替那些被糟蹋的粮食赎罪。
噩梦的碎片在第二天清晨彻底拼凑完整。院子里横七竖八躺着僵硬的鸡鸭尸体，羽毛凌乱，喙边凝固着污秽的白沫。我僵立在死寂的院中，手脚冰凉，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旧手机突兀地尖叫起来，是儿子的声音，带着哭腔，撕裂了清晨的寂静：“娘！爹……爹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