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筒子楼里，陈建国带着儿子陈小军，刘淑芬带着女儿李红梅，成了邻居。
＞陈建国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但成分不好，妻子早逝；刘淑芬丈夫被定为“黑五类”，独自拉扯女儿。
＞小军偷偷把父亲省下的粮票塞进红梅家，红梅则悄悄帮小军缝补磨破的袖口。
＞那年深秋，刘淑芬高烧不退，陈建国深夜背她去医院，耽误了厂里的批斗会。
＞红卫兵小将们揪住不放，陈建国站在台前，只说了一句：“天冷，人不能见死不救。”
＞楼道的煤炉上，两家的搪瓷缸第一次挨得那么近，冒着同样的热气。
1
秋天的风像一把生锈的锉刀，没日没夜地刮着筒子楼斑驳的砖墙，刮进每一道缝隙，也刮进陈小军空落落的胃里。他趴在自家门口那张糊着旧报纸的木头方桌边，眼巴巴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还有楼下院子里那堆越来越矮的煤核小山。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桌上一条深深的裂缝，那裂缝里嵌满了经年累月的油垢，黑乎乎的，像怎么也洗不干净的命运。
门轴发出一声干涩的呻吟，父亲陈建国回来了。他身上裹挟着外面深秋的冷气，还有一股洗不净的机油和钢铁碎屑混合的味道——那是红星钢铁厂烙在他骨头里的印记。他摘下那顶洗得发白、帽檐软塌塌的工人帽，露出过早花白的两鬓，额头上几道深刻的皱纹里似乎还嵌着车间的粉尘。他沉默地走到墙角那个掉了漆的矮柜旁，打开柜门，拿出一个印着红星的搪瓷饭盆，里面是中午从厂食堂带回来的、已经凉透的两个杂面馒头和一点咸菜疙瘩。
“爸，”小军的声音带着点怯生生的期待，“还有糖吗？”
陈建国动作顿了一下，没回头，只从裤兜里摸索出一小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玻璃糖纸，轻轻放在桌子裂缝旁边。糖纸是浅黄色的，上面印着一朵小小的向日葵，在昏黄的电灯泡下，残留的一丝微弱甜香若有若无，固执地抵抗着屋里陈旧的煤烟味。小军立刻抓起来，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小心地展开，伸出舌尖，珍惜地舔舐着那点早已消失殆尽的甜味。这点甜，是他们贫瘠日子里唯一闪着光的碎屑。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夹杂着压抑的咳嗽声。小军踮起脚尖，把脸贴在冰冷的窗玻璃上，努力往下看。
是红梅和她妈妈刘淑芬回来了。
2
刘淑芬瘦得厉害，裹在一件洗得看不出原色的旧棉袄里，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折的芦苇。她一只手紧紧捂着嘴，肩膀因为剧烈的咳嗽而不停地耸动，另一只手吃力地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旧包袱。她的女儿李红梅，瘦小的身子几乎要陷进那件过于宽大的、打着补丁的蓝布罩衫里，正努力搀扶着母亲，一步一步，走得极其艰难。她们脚边散落着几块新捡的、沾着湿泥的煤核。筒子楼破旧的铁门“咣当”一声合上，把她们单薄的身影吞了进去，也把那些压抑的咳嗽声关在了楼下。
刘淑芬家就在陈小军家斜对门。她们是去年冬天搬来的。关于她们家的议论，像楼里公共水房永远滴答不停的漏水声，从未真正止息过。小军知道，红梅的爸爸是个“有问题的”，具体什么问题，大人们都讳莫如深，只用“黑五类”三个字代替，那沉重的字眼像无形的锁链，拖在刘淑芬母女身后，让她们在筒子楼里也总是低着头，贴着墙根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