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张1947年的照片。照片上的五人，穿着粗布衣裳，洗得发白，却浆洗得干干净净。父亲坐在唯一的藤椅上，腰杆挺得笔直，脸上是庄稼人特有的、被阳光和风霜雕刻出的硬朗线条，嘴角努力向上牵扯着，试图展露一个笑容。母亲站在他身侧，双手拘谨地交叠在身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在脑后挽成一个紧实的髻，眼神里盛满了温柔，又带着一丝难以言说的愁绪。三个孩子依偎在父母身前，最大的男孩约莫七八岁，努力模仿着父亲的严肃；中间的女孩扎着羊角辫，怯生生地望着镜头；最小的男孩被母亲的手轻轻拢在怀里，圆溜溜的眼睛里满是好奇和天真。背景是照相馆简陋的布景画，画着虚假的亭台楼阁和垂柳。照片的边角已经磨损，但一家人那种在贫瘠岁月里努力凝聚的、朴素而坚韧的幸福，穿透了泛黄的相纸和时间的尘埃，直抵人心。
年轻人看得入了神。他仿佛能听到那架老式相机快门的沉重声响，闻到当年显影液的独特气味，感受到那个年代特有的、混合着战火余烬与重建希望的复杂空气。照片里的平静笑容背后，是否也藏着对未来的深深忧虑？是否也如当下的人们，在喧嚣奔忙的缝隙里，渴望着片刻的喘息与安宁？
“这是我爹娘。”老人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低沉得如同从地底传来，带着时光的共振。年轻人一惊，转过身。老人不知何时已悄无声息地站在了他身后，目光也落在那张全家福上，眼神悠远，仿佛穿透了相纸，回到了那个遥远的下午。
“那年冬天，大雪封了江，”老人伸出枯瘦的手指，指尖微微颤抖，轻轻拂过相框冰冷的玻璃表面，落在父亲硬朗的脸颊轮廓上，又缓缓移向母亲温柔含愁的眉眼，“爹去江对岸给人运粮，船…再没回来。娘…是第二年开春没的，一场风寒，人就垮了。”他的声音平直，没有太大的起伏，像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遥远往事，只有眼底深处一丝难以捕捉的水光，泄露了深埋数十年的钝痛。
年轻人屏住呼吸，不敢打断这沉重的回溯。
“那年，我十岁。”老人收回手指，目光从照片上移开，落在年轻人年轻的面庞上，那皱纹沟壑里沉淀着无尽的岁月，“这张相片，是我最后记得他们模样的东西了。后来，日子怎么过的，都模糊了……只有这张脸，印在脑子里，磨不掉。”他顿了顿，目光转向工作台上那台擦拭得锃亮的老式座机，声音里注入了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后来，我就跟了师傅，学这个。手指头泡在药水里发白、脱皮，眼睛在暗房里熬得通红……图个什么呢？”他自问，又自答，声音轻得像叹息，却又重如磐石，“大概就是想着，能给别人也留下点念想吧。把他们的样子，他们在那一个瞬间里的样子，好好地留在这个世上。像爹娘留给我的那样。”
年轻人感到一种无声的震撼穿透了胸膛。他明白了，眼前这位老人枯槁的双手，日复一日地摆弄着胶片和药水，冲洗着别人的悲欢离合，绝非仅仅为了糊口。这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守望，是对逝去双亲无言的告慰，是对“存在”本身一种近乎固执的证明——用光影，对抗遗忘。他喉头滚动了一下，最终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所有的理解和敬意，都融在了这无声的回应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