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缓缓地将口袋倾倒，那雪白晶亮的米饭如珍珠般璀璨，在昏暗的灯光下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几个孩子的惊呼声此起彼伏，“真香啊！”“妈妈我要吃。”年幼的我抢先喊道，急切的语气中满是孩童的天真与任性。
妈妈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轻声说：“别急，儿子，姐姐她们是大孩子了，不会抢弟弟你的米饭吃的。等妈妈挣好多好多的工分，生产队分好多好多的粮食，就让你们每个孩子都能吃上香喷喷的米饭，每天都能吃到。
现在不行啊，生产队没分大米，这一点点大米是外公、外婆省下来给他们的外孙孙吃的。”这番话，看似对着我，实则也是说给两个姐姐听的。
大姐懂事地走到一旁，眼神中闪过一丝失落，但瞬间便被坚强取代。她深知，作为姐姐，要让着弟弟，这是她的责任。
二姐却还在锅台边，贪恋地闻着那一小瓷碗米饭的香味，鼻翼微微翕动，仿佛要将那诱人的香气全部吸进身体里。
妈妈将那比拳头稍大一点的小瓷碗递给二姐，叮嘱道：“迎男呀，你小心地喂你弟弟，可别烫着他，饭太少了，你可别吃噢！”接着转脸对我说：“小皓啊，姐姐要是吃你的饭，你就喊妈妈噢。”说完，小瓷碗便稳稳地落在了二姐的手里。
妈妈去忙她的事了，二姐端着瓷碗，一口一口地喂着我。
米饭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似是世间最美的味道。二姐的眼神中满是温柔与关爱，她小心翼翼地吹着米饭，生怕烫着我。我张着小嘴，如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等待着二姐的投喂。
彼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产队每个月仅仅分一次粮食。稻子价格低廉，山芋萝卜却成了主食，三斤山芋萝卜抵得上一斤稻麦。地里收获寥寥，生产队分到家的粮食大多是山芋萝卜，只因数量多，能勉强填饱肚子，所以社员们宁愿要山芋萝卜萝卜，也不要一斤麦子或稻子。每次分粮食，都要到大队去拿一张支条，若没有支条就分粮食，那便是私分。
私分的生产队，队长、会计以及领导班子可要挨批斗，没人敢冒这个险。我们的生产队靠近公社所在地的集镇，得益于这地理优势，也因公社、大队干部要面子做样子的需求，每月都能按时分粮食。一般离公社远的大队，一个月的粮食仅能吃十到十五天，剩下的日子，就野菜野菜、榆树皮、驴蒿根充饥，否则连稀汤都喝不上。
就算是公社机关所在地的大队，也时常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我们家当时有七口人，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和两岁的妹妹也有一份口粮。如此一来，我们家每月勉强能够维持二十多天。剩下的日子，全得靠父母想办法解决。本就是稀汤，又如何能省？总不能连稀汤都不喝了吧。
当时河口一带曾流传着“小甄庄一碗稀粥照见亲妈妈”这样的笑话。
勤劳朴实的父母，为了养活一家老小（我奶奶当时虽已和老姑姑单独过日子，但父母也不能不照顾她们），每天在生产队做完事收工后，都会一同前往离我们家大约三四华里路的东涧。
那东涧约有四千多亩的水面，是个低洼的天然藕塘、渔池。夕阳的余晖洒下，东涧如同一片金色的海洋，波光粼粼。父母的身影在那广阔的天地间显得如此渺小，却又无比坚定。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淤泥中，寻找着生命的希望。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它救活了周边无数穷苦人的性命。我的父母，便是这些人中极具代表性的两位。
在我的记忆里，每天晚上，父亲和母亲都会各自挑着一担生藕回来，倒在堂屋的大桌子下面。那生藕带着泥土的气息，仿佛是大自然的馈赠。饿了可以生吃，也可以放水里煮熟了吃，还可以在磨石上擦成藕浆，再煮成稀粥吃，它成了家里维持生命的主食。那时父母已有五个孩子，我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刚刚出世的弟弟。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我成了全家的宝贝。“惯得让人伤心，一家人谁也不能惹我不高兴”！用当时乡下人常说的话来讲：“要什么就得给什么，我要个头就不能给我个尾。”不光是父母这么做、这么想，就连家里的姊妹们也都深深知晓：皓皓是我们家的“宝”，他要是哭要是闹，大家都不得了。要想有好日子过，就得先把他哄好。
那时的我，并不清楚为何父母、姐妹们都对我这般好，事事都要让着我。但我知道，我的喜欢与不喜欢、开心与不开心，都能让他们格外在意。
有了这种意识后，我遇到不高兴、不开心的事就会大呼小叫。这样的心理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潜意识地存在着，却也因此成为了日后我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之一。
不过，那时候我时常要两个姐姐带着我玩，闹着让她们给我讲故事。她们总是编造一些鬼神谜语之类的来哄着我，我也特别喜欢她们。所以，每次不管是大姐还是二姐喂饭时，我都会叫她们吃一点，可若被父母看见了，就要被揪耳朵挨骂，甚至挨打。所以她们也不敢放肆地吃我的饭。
有一次，二姐喂我，我想听她讲鬼故事或者在大人不在的时候带着我一起玩耍，便叫二姐多吃点饭。结果我才吃了几口，妈妈见那瓷碗里的饭很快就没了，就猜测是姐姐吃的，就要去揪姐姐的耳朵。
我紧紧拽着妈妈说：“妈，姐姐没有吃我的饭，是我自己吃完的！”妈妈的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对二姐说：“妈妈错怪你了，妈妈也没办法啊”！
妈妈走后，二姐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亲着我的脸说：“弟弟，你真好。”那一幕，如同电影中的画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