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退票！”
“白斩鸡滚出球场！”
60岁的陈呛把“国足必胜”的红色围巾扯下来，狠狠踩在积水里。
2001年10月7日，他在五里河体育场哭到脱水，如今手里的雪花啤酒瓶砸在地上，玻璃碎片溅起的声音，比终场哨声还尖锐。
他摸出兜里皱巴巴的球票，880元的票价，够给孙子买个带签名的足球，却换来了一场连解说员都沉默的溃败。
旁边的年轻球迷正用手机直播，镜头里的利伟站在原地不动，弹幕刷满了“散步帝”“退钱”。
新闻发布厅里，主帅扬科维奇的翻译正对着话筒打官腔：“我们创造了很多得分机会，只是运气稍差……”
台下有人吼：“昨天中超联赛利伟狂奔12000米，今天跑不动？是腿被钱压折了吗？”
翻译卡壳的瞬间，扬科维奇抓起话筒，用生硬的中文吼：“我不是神！他们不想跑，我有什么办法！”
说完把话筒往桌上一摔，转身就走。
凌晨三点，足协大楼18层的灯还亮着。张滔把12亿的负债报表塞进碎纸机，机器“咔哒咔哒”地咀嚼着数字，像在吞噬他最后一点良知。手机震动了一下，庄家发来消息：“这场输三球，分红50万已到账。”他对着镜子理了理油亮的头发，明天上午九点，还要主持“深化足球改革专项会议”，发言稿里“狠抓青训”“砥砺前行”的字眼早已背得滚瓜烂熟。
走廊尽头的茶水间，保洁阿姨正收拾垃圾桶。里面躺着半盒没吃完的“和天下”，烟盒上印着的“尊享”二字，在一堆泡面桶里。
这是昨天开会时，张滔他们没抽完的。
阿姨叹了口气，她儿子在青训基地当教练，月薪才六千，连这烟盒都买不起。
第二章 1984年的血性
赵健国的风湿又犯了，阴雨天疼得他直咧嘴。
他从樟木箱里翻出个褪色的红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
1984年亚洲杯金靴奖杯躺在里面，贾秀全的签名已经模糊，靴底的胶钉还沾着新加坡的草屑，那是当年绝杀科威特时，他滑跪庆祝蹭上的。
奖杯边缘有些氧化，他用软布轻轻擦拭，动作像在抚摸婴儿的脸。
“爷爷，当年你们真能5-0赢科威特？”孙女赵小雅举着手机凑过来，屏幕里正重播国足0-3印尼的比赛，利伟散步式防守的画面。
“那时候我们敢拼命！”赵健国往烟斗里塞了把烟丝，火柴“擦”地亮起，映出他眼角的皱纹。
“1984年半决赛加时赛，我小腿抽筋被抬下场，抓着队医的手就问‘赢了吗’，听到‘绝杀’俩字，直接晕过去了。醒来第一句话还是‘赢了就好’。”
他指着墙上的老照片，“你看这张，我们夺冠后把教练抛起来，他假牙都笑掉了。”
电视里突然插播突发新闻：“足协原副主席张滔涉嫌赌球被查，家中搜出2000万现金，另有向‘XX市烧烤协会’转账的青训捐款单协会法定代表人系其小舅子王建军。”
“狗日的！”赵健国把烟斗往八仙桌上猛砸，粗瓷碗里的茉莉花茶溅出来，打湿了桌角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1980年世预赛的更衣室里，苏永舜指导红着眼圈说：“就算死，也要死在球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