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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林薇的关系，始终悬浮在一块灰色地带。
她第一次跟我聊起“不婚主义”时，我们正坐在后海的酒吧里，看湖面上漂浮的灯笼被晚风推得晃晃悠悠。她指尖夹着细长的女士香烟，烟雾模糊了半张脸，说婚姻就是张废纸，把两个人捆在法律条文里互相消耗，远不如保持距离来得清醒。
“你看我爸妈，”她吸了口烟，烟灰落在黑色皮裙上，“年轻时爱得要死要活，现在除了吵架就是冷战，要不是为了那套老房子，早该散了。”
我当时正拿着手机查结婚登记需要准备的材料。上周刚跟家里通完电话，我妈说邻居家的儿子都生二胎了，催着我把终身大事定下来。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我听见自己喉咙发紧，问她：“那我们呢？”
“我们这样不是挺好？”她挑眉笑了，伸手过来按住我的手背，她的指腹带着常年练吉他的薄茧，“想见面就见面，不想见就各忙各的，谁也别管谁。你要是遇到想结婚的人，随时跟我说，我绝不纠缠。”
那晚的风带着初秋的凉意，我把手机揣回兜里，看着她被霓虹灯染成紫色的侧脸，突然觉得后海的灯笼都透着一股虚假的暖光。
我们在一起三年，始终维持着她口中“清醒”的关系。她从不查我的手机，我也没过问过她钱包里那张单独的银行卡到底存了多少钱。她有钥匙能进我的公寓，我却从没去过她住的地方——她说自己有严重的洁癖，不喜欢外人碰她的东西。
现在想想，那根本不是洁癖，是划清界限的借口。
转折发生在去年冬天。那天我加班到凌晨，走出写字楼时撞见林薇站在路灯下，羽绒服拉链没拉好，露出里面印着乐队logo的T恤。她看到我就跑过来，眼睛红得像兔子，说广瑞出事了。
广瑞是她嘴里的“好兄弟”，这个名字在我们三年的关系里出现的频率，比我的名字还高。
“他跟人打架，把对方打成脑震荡，现在在派出所呢。”林薇抓着我的胳膊，指甲几乎要嵌进我的皮肉里，“对方要二十万赔偿，不然就报警抓他坐牢。”
我看着她冻得发紫的鼻尖，心里那点不舒服像被针扎了一下。我认识广瑞三次，每次都是在林薇组织的酒局上。他总是穿着宽松的卫衣，头发油腻地贴在额头上，说话时眼睛老往林薇身上瞟，笑起来露出两颗有点歪的门牙。
“我没那么多钱。”我挣得不算少，但二十万也不是随手就能拿出来的。
“我这里有十万，”林薇立刻掏出手机，“你能不能先帮我凑十万？就当我借你的，下个月发工资就还。”
她的语气带着我从没见过的急切，甚至有点哀求。我看着她冻得发抖的样子，没忍住叹了口气，当场转了十万给她。
那天晚上她没回家，在我公寓的沙发上蜷缩了一夜。我半夜起来给她盖毯子，发现她在哭，嘴里断断续续地念着“广瑞你别出事”。
那时候我就该明白，有些“兄弟情”，从一开始就超越了界限。
但我还是自欺欺人地留了下来。或许是习惯了她身上那股带着锋芒的劲儿，或许是贪恋她偶尔流露的柔软，又或许，是不甘心三年的感情就这样变成一场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