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三十八年的深秋，南京城落了场冷雨。秦淮河畔的老戏园“凤鸣班”早已没了往日的喧嚣，朱漆剥落的大门紧闭着，门楣上褪色的匾额在雨雾中透着股萧索。我站在巷口，看着檐角滴落的水珠砸在青石板上，溅起细碎的水花，恍惚间，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那个午后。
那年我十六岁，刚从苏州老家被师父带到南京，成了凤鸣班的小角儿。师父给我取了艺名“玉屏”，说我眉眼像极了当年红遍江南的昆曲名旦，盼着我能继承衣钵。初到南京时，凤鸣班正是鼎盛时期，班主是唱武生的张老板，一手《长坂坡》唱得满堂彩，戏园里天天座无虚席。
我第一次见到阿尘，就是在凤鸣班的后门。
那天我刚唱完《游园惊梦》，卸下钗环换了素衣，提着戏箱往住处走。巷子口停着辆黄包车，车夫正蹲在地上，用块破布擦着车把。他穿件洗得发白的短褂，裤脚卷到膝盖，露出结实的小腿，脚踝处还沾着泥。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我这才看清他的脸——算不上多俊朗，眉眼却干净得很，尤其是那双眼睛，亮得像浸在水里的黑曜石。
“姑娘，要车吗？”他站起身，声音带着点怯生生的沙哑。
我摇摇头，刚要走，却发现戏箱的锁扣松了，里面的水袖滑了出来。他眼疾手快地弯腰捡起，递过来时指尖不小心碰到我的手，烫得我猛地缩回了手。
“对不住。”他连忙道歉，耳根红了。
我接过水袖，低声说了句“多谢”，抱着戏箱快步走了。走了几步回头看，他还站在原地，望着我的背影，见我回头，慌忙低下头，继续擦那辆黄包车。
后来才知道，他叫陈阿尘，是个乡下过来的穷小子，爹娘早亡，跟着同乡来南京拉洋车讨生活。凤鸣班的角儿们大多住得远，常雇他的车，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阿尘的车擦得格外干净，车轮上总抹着油，跑得又稳又快。别的车夫拉活儿爱绕远路，他却从来都是抄最近的道，收的钱也比别人少两文。班主常说：“阿尘这小子，实诚。”
我渐渐也成了他的常客。每次唱完夜戏，他总在戏园后门等着，车灯昏黄的光映着他挺直的脊背。我上车时，他会用手护住车沿，怕我碰头；下车时，他又会提前垫块干净的布，怕我弄脏了鞋。
“玉屏姑娘，今天的《霸王别姬》唱得真好。”有次下车时，他忽然说。
我愣了愣，他从不跟我搭话，顶多问两句“今天累不累”。“你也听戏？”
“嗯，”他挠挠头，“就在门外听了几句，觉得……虞姬死的时候，你哭得真像。”
我的心猛地一颤。那出戏里，虞姬自刎时，我是真的落了泪。台下的看客只当是戏，却没人知道，我是想起了老家早逝的母亲。
从那以后，我们渐渐多说了几句话。他会跟我讲拉车时遇到的趣事：城南的张老爷总爱在车上打瞌睡，口水差点流到他的衣领上；城西的小媳妇每次都要带串糖葫芦，上车前总会塞给他一颗。我也会跟他说戏园里的事：谁又抢了谁的戏份，谁的水袖绣得最精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