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话不多，总是我在说，他在听，偶尔“嗯”一声，或者笑一笑。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会弯成月牙，露出两颗整齐的白牙，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有次唱完戏，下起了瓢泼大雨。我站在门廊下发愁，阿尘忽然从怀里掏出块油纸，小心翼翼地铺在车座上，又拿出件粗布蓑衣：“姑娘，披上吧，别淋坏了身子。”
蓑衣上还带着他的体温，混着淡淡的皂角香。我披上蓑衣上了车，他把车篷拉得严严实实，只留条缝透气。雨声噼里啪啦地打在车篷上，车厢里却格外安静，能听到他粗重的喘息声，还有车轮碾过积水的声音。
“阿尘，”我忽然开口，“你为什么来南京？”
他顿了顿，声音透过雨幕传来，带着点闷：“俺娘说，南京城大，能挣钱。等挣够了钱，就回老家盖间瓦房，娶个媳妇，安安稳稳过日子。”
“那你想娶个什么样的媳妇？”我问完就后悔了，脸颊烫得厉害。
他沉默了半天，才低声说：“像……像姑娘这样的，就好。”
车厢里瞬间安静了，只有雨声还在哗哗地响。我的心跳得像擂鼓，攥着衣角的手全是汗。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他又说：“俺知道配不上姑娘，就是……瞎想。”
我没说话，把脸埋在蓑衣里，闻着那股干净的皂角香，心里又酸又甜。
（二）
民国二十六年的夏天，南京城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躁的气息。街面上的告示换得越来越勤，上面的字越来越刺眼——“日寇逼近”“全民抗战”。戏园里的看客越来越少，有时候一场戏下来，台下稀稀拉拉坐不满十个人。
张老板整天唉声叹气，把自己关在房里喝酒。角儿们也人心惶惶，有的偷偷回了老家，有的托关系去了上海。我也想走，可师父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玉屏，戏比天大，只要还有一个看客，就得把戏唱下去。”
阿尘来得更勤了。他不再只等在后门，有时候会绕到戏园前门，买个最便宜的站票，在角落里站一整晚。散戏后，他拉着我穿过空荡荡的街道，车灯的光在寂静的巷子里拉得很长。
“姑娘，要不……你跟俺走吧？”有天晚上，他忽然说，“俺老家在山里，偏僻，日本人找不到。”
我摇摇头：“阿尘，我不能走。戏园还在，我就得留下。”
他没再劝，只是把车拉得更稳了。过了几天，他拿来个小小的布包，塞到我手里：“这里面是俺攒的钱，你拿着。万一……万一有什么事，能派上用场。”
布包里是些零碎的银元，还有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加起来不算多，却是他起早贪黑拉车攒下的全部家当。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阿尘，这钱你自己留着。”
“你拿着！”他把布包往我怀里一塞，语气带着从未有过的固执，“俺是个男人，饿不死。你一个姑娘家，手里有钱，俺才放心。”
那天晚上，我抱着那个布包，在戏园的后台坐了一整夜。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落在落满灰尘的戏服上，像一层薄薄的霜。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比戏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