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坡镇的深秋，风里总带着股子苞米杆子的焦糊味。不是真的烧起来了，是那股子被霜打透了的干硬气，混着黑土地冻裂的腥气，吸进肺里能硌得人嗓子疼。我六岁那年，对时间还没什么概念，只知道天一天比一天短，早上揣着窝窝头出门，太阳刚过头顶就得往家跑，不然风就会像无数小冰碴子，往脖子里钻。
虎子比我大两岁，是镇上最野的孩子。他爹在县城砖窑厂干活，娘管不住他，他就整天带着我们这帮小的在镇子边缘晃荡。那时候镇上的孩子都穿打补丁的棉袄，虎子那件军绿色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却总被他洗得发白，看着比谁都精神。
我们常去的地方是镇东头的供销社。王老太坐在玻璃柜台后面，柜台里摆着橘子味的硬糖，一分钱一块，糖纸亮晶晶的，能对着太阳看半天。王老太的眼睛不好使，看人总像是眯着，可谁要是敢偷偷摸柜台边的话梅，她手里的铁夹子准能“啪”地一声打在手上，比猫爪子还快。
“默，”那天下午，虎子突然凑到我耳边，声音压得很低，带着股神秘劲，“跟我去个好地方。”
这是他唯一一次叫我“默”。平时他都喊我“小不点”，或者干脆用下巴指我。我愣了一下，看着他冻得通红的鼻尖，心里有点发虚。虎子的“好地方”，往往都带着点危险——要么是爬供销社后面的老榆树，要么是去镇北头的水泡子破冰捞鱼。
“啥地方？”我攥着兜里娘给的两分钱，那是准备买糖的。
“张老蔫家的苞米地，”虎子往西边瞥了一眼，嘴角咧开个笑，“能捡着漏网的苞米棒子，用火一烤，能甜到嗓子眼。”
我心里咯噔一下。张老蔫家的苞米地在镇子最西头，紧挨着乱葬岗。我娘叮嘱过，天黑前不能往西边去，尤其不能靠近那片苞米地。“娘说，那地方……”
“你娘就知道瞎咧咧，”虎子把我的话打断了，他从墙根捡起块小石子，往远处一扔，“张老蔫秋收时摔断了腿，地里的苞米收了一半就扔那儿了。不捡白不捡，难道留给耗子？”
旁边的圆圆也跟着点头。圆圆梳着两个小辫子，辫子梢总沾着点灰，她爹是木匠，家里有吃不完的刨花，可她还是总饿，听见“苞米棒子”四个字，眼睛都亮了。
“去吧去吧，”圆圆拉着我的袖子，声音软软的，“我哥上次就捡了个大的，烤着吃可香了。”
我看了看虎子，又看了看圆圆，心里的那点犹豫被馋虫啃得差不多了。那时候肚子里缺油水，能吃上一口烤苞米，比过年还稀罕。
“那……咱早点回来。”我把两分钱揣进棉袄内兜，用手按了按。
虎子一拍大腿，“就这么定了！”
我们三个溜着墙根往西走。镇子的土路被冻得邦硬，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像咬着冻硬的萝卜。路边的杨树叶子早就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枝桠间挂着几个破塑料袋，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像谁在哭。
离苞米地还有半里地，就能看见那片深褐色的林子。苞米杆子长得比人高，密密麻麻的，在风里摇摇晃晃，像一群站不稳的醉汉。张老蔫家的土坯房就在地头，窗户纸破了个洞，黑黢黢的，看着像只瞎了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