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了，许愿探进头来，手里拿着我给他买的奥特曼玩具。“姐，你别生气了。”他奶声奶气地说，“我跟爸说了，我不要你去打工，我不要补习班，你去上高中吧。”
我看着他纯真的脸，心里突然一软。也许，他不是故意的？也许，他只是被爸妈宠坏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话都是我妈教他说的。那天晚上，我妈偷偷告诉我爸：“让她先答应着，等过几天她气消了，再好好劝劝，女孩子家，哪有那么大的脾气。”
我最终还是没能去成重点高中。我爸以家里困难为由，没收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把我塞进了去电子厂的大巴车。
车子启动的那一刻，我看着窗外越来越远的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我知道，我不仅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机会，更被剥夺了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电子厂的日子很苦。每天站在流水线上，重复着枯燥的动作，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手指被零件划得全是小口，脚底板磨出了水泡，疼得钻心。
第一个月发工资，我攥着那沓皱巴巴的钞票，心里盘算着偷偷攒起来，也许攒够了钱，还能去读夜校。可我爸一个电话打过来，让我立刻把钱寄回家。
“你弟要买台学习机，两千多，你赶紧寄回来。”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握着电话，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爸，我想留一点。”
“留什么留？”他打断我，“你吃的住的都是厂里的，要钱干嘛？你弟是咱家的希望，他的学习不能耽误！”
电话挂断的忙音，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默默地去了邮局，把大部分工资寄了回去，只留下了一百块钱。
那一百块钱，我买了一本素描本和一盒最便宜的铅笔。下班后，我就躲在宿舍的角落里画画，画车间的流水线，画窗外的月亮，画我想象中的大学。
只有在画画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
在电子厂待了三年，我从一个青涩的小姑娘，变成了同事口中懂事的许姐。我学会了把委屈藏在心里，学会了对家里的要求言听计从，学会了在许愿打电话要钱时，哪怕自己少吃几顿饭，也要满足他。
我妈总说：“你弟还小，等他长大了，肯定会孝顺你的。”
我爸则说：“等你弟成家了，你就轻松了。”
我信了。或者说，我逼着自己相信，不然，这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二十四岁那年，厂里来了个新的技术员，叫林深。他戴眼镜，说话温温柔柔的，笑起来眼睛会弯成月牙。他注意到我总是躲在角落里画画，有天午休时，他走过来，指着我的画说：“你画得真好，很有天赋。”
我脸一下子红了，赶紧把素描本合上。在这个只看产量和效率的地方，画画是不务正业的。
“没关系，我也喜欢画画。”他从包里拿出一本画册，“这是我大学时画的，给你看看。”
画册里的画，比我画的好多了，有风景，有人物，色彩明亮，充满了生命力。我翻着画册，眼睛都看直了。
“你要是喜欢，可以去报个培训班。”林深看着我说，“你的天赋，不该被埋没在这里。”
那是第一次，有人肯定我的爱好，甚至鼓励我去追求它。我的心里，像有什么东西悄悄发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