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的那天，窗外的槐花正开得灿烂。
周翠萍永远记得那个画面——父亲倒在客厅的地板上，手里还攥着刚摘下来的老花镜。母亲蹲在一旁，用围裙轻轻擦拭父亲嘴角的白沫，动作轻柔得像在擦拭一件珍贵的瓷器。
"妈，爸他..."周翠萍的眼泪砸在父亲逐渐冷却的手背上。
"别哭，"母亲的声音出奇地平静，"你爸这样走是福气，没受罪。"她甚至伸手合上了父亲半睁的眼睛，动作熟练得仿佛排练过千百次。
葬礼上，母亲一身黑衣站在最前排，腰杆挺得笔直，一滴泪都没掉。反倒是周翠萍和弟弟周建军哭得几乎昏厥。前来吊唁的亲戚们窃窃私语："周家媳妇真坚强。"
只有周翠萍知道，葬礼后的第一个夜晚，她起夜时听见母亲房里传来压抑的啜泣声。她推开门，看见母亲抱着父亲的枕头，蜷缩在床角，像个被遗弃的孩子。
"妈..."
母亲猛地抬头，月光下满脸泪痕。她慌忙擦脸，强挤出一个笑容："人老了就这样，睡不着。"她拍拍床沿示意女儿坐下，"萍啊，记住妈的话。人的寿命是有定数的，到了该走的时候，痛痛快快走就行，别花钱找罪受。"
这句话成了母亲的口头禅。每次家庭聚会，她总要提起。渐渐地，"周老太太看得开"在村里传开了。邻居王婶来串门时总说："要是我得了绝症，也得学周婶这样通透。"
周翠萍渐渐接受了这个观念，甚至开始敬佩母亲的豁达。直到那个飘着雪花的正月早晨，一切假象都被打破了。
"姐！妈咳血了！"电话里，周建军的声音抖得不成调。
周翠萍赶到时，看见母亲正用那块绣着梅花的白手帕捂着嘴。手帕上绽开一朵刺目的红梅，边缘已经发黑。
"没事，上火了。"母亲迅速把手帕攥紧，眼神躲闪，"大正月的去医院不吉利，出了正月再说。"
周翠萍和弟弟对视一眼，同时伸手去扶母亲。84岁的老人腰杆依然挺直，甩开他们的手："我自己能走！"声音洪亮得不像病人，却在转身时踉跄了一下。
三天后的医院走廊，消毒水的气味刺得周翠萍眼睛发酸。CT室的自动门开了又关，每一声轻响都像敲在她心上。
"情况不太乐观。"肿瘤科李主任推了推金丝眼镜，灯光在镜片上反射出冰冷的光，"晚期肺腺癌，已经有多处骨转移。"
X光片在观片灯上亮起，周翠萍看见母亲原本应该漆黑的肺部，布满了雪花般的白点，像一块发霉的饼干。
"考虑到患者年龄，治疗与否需要慎重决定。"李主任的声音忽远忽近，"治疗的话，化疗联合靶向药，预计生存期两年左右。不治疗的话..."他顿了顿，"可能三到六个月，但也有个别患者能活更久。"
周翠萍的视线模糊了。她想起母亲去年重阳节爬香山时的照片，老人站在山顶，银发被风吹起，笑容比朝阳还灿烂。那样的母亲，怎么会和眼前这片"发霉的肺"联系在一起？
"治！必须治！"周建军一拳砸在桌上，震翻了主任的保温杯。35岁的弟弟从小被宠大，此刻眼睛红得像头困兽，"妈身体底子好，一顿能吃二十个饺子，肯定能扛住治疗！"
周翠萍盯着自己的指甲，那里有一小块月牙形的淤血，是昨天剥核桃时不小心夹的。"妈说过很多次...真到那天别治..."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