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洋蹲在南站广场的花坛沿上，手里转着个磨得发亮的钢镚儿。钢镚儿是块旧银元，边缘都磨圆了，上面的袁世凯头像只剩个模糊的轮廓。十一月的风跟小刀子似的，刮得人脸生疼，混着长途汽车的尾气、廉价盒饭的油烟味，还有远处厕所飘来的消毒水味，往鼻孔里钻，闻着像碗放馊了的杂烩汤。
这南站是长途汽车站，在城市边缘，三教九流都在这儿打转。穿军大衣的农民工扛着蛇皮袋，戴金链子的老板搂着浓妆女，还有些眼神飘忽的，一看就是混江湖的。刘子洋在这儿蹲了三天了，等个人——他远房表哥，说是从老家来城里打工，捎了点土特产，结果昨天说手机丢了，让他在广场的大钟表底下等。
“哥们，住店不？”个穿花棉袄的大妈凑过来，手里攥着把钥匙，“便宜，三十一晚，能洗澡。”
刘子洋摇摇头，眼睛还盯着那座掉了漆的大钟表。表盘上的指针早就不动了，永远停在三点十五分，像个忘了时间的老头。他记得小时候来这儿，这钟表还滴答响，现在倒成了农民工歇脚的地方，台阶上坐满了人，行李堆得跟小山似的。
正瞅着，一个穿深蓝色工装的男人往钟表底下缩了缩，把领子拉得老高，遮住了半张脸。男人手里拎着个帆布包，包角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刘子洋觉得眼熟，好像昨天就见过这人，也是缩在这角落，不说话，光抽烟。
“师傅，问个路，”刘子洋走过去，故意踩了脚他扔的烟蒂，“去开发区咋坐公交？”
男人猛地抬头，眼神跟受惊的兔子似的，飞快地扫了刘子洋一眼，又低下头：“不……不知道。”声音哑得像砂纸磨木头。
刘子洋注意到他工装袖口沾着点红漆，不是普通的油漆，红得发黑，像干涸的血。更扎眼的是，帆布包的带子上缝着块补丁，补丁上绣着个奇怪的图案——像个旋转的漩涡，中间裹着个“熵”字，针脚歪歪扭扭的，看着挺别扭。
这记号刘子洋认识。半年前在个传销窝点见过，当时警察从账本上撕下来块纸，上面就有这“漩涡纹”。老刑警老李说，这是熵组织的标记，比之前的“死结纹”、“电线缠字”更隐蔽，一般只用在内部人员身上。
“师傅也是来打工的？”刘子洋往他旁边蹲了蹲，掏出烟递过去一根，“我表哥也来，说好昨天到，到现在没信儿。”
男人没接烟，往旁边挪了挪，离刘子洋远了点。“我……我等车。”
“等哪趟？”刘子洋追问，“我帮你查查时刻表，这站的车老不准点。”
男人突然站起来，拎着帆布包就往车站里面走，脚步慌得跟踩了火似的。刘子洋赶紧跟上，看见他钻进了候车厅角落的厕所。
他在厕所门口等了五分钟，没人出来。进去一看，隔间门都开着，窗户却敞着，风呼呼往里灌。窗台上有个新鲜的脚印，下面是片荒地，长满了半人高的蒿子。
“跑挺快。”刘子洋摸了摸窗台，沾着点红漆，跟男人袖口的一样。他扒着窗户往下看，荒地那头有个铁皮棚，像是个修车摊，刚才那男人正猫着腰往棚子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