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年轻，信用好，他们才肯放款。
这是救你爸的命啊！”
“签了它，你爸就能活。
不签，你就是杀人凶手！”姑姑在一旁厉声补充。
“晚晚，听话，快签吧，救你爸要紧啊！”
所有声音都在我耳边轰鸣，所有指责都压在我身上。
我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父亲，看着母亲和亲戚们那一张张“为我好”的脸。
我被一张名为“孝道”的巨网死死缠住，动弹不得。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拿起那支笔的。
我只记得，我妈抓着我的手，用一种不容反抗的力道，逼着我在那份合同的末尾，一笔一划地写下了我的名字。
当最后一笔落下时，我感到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亲手斩断了我的逃生索。
亲手为自己戴上了名为“债务”的沉重镣铐。
5 假面的顺从
我成了一个木偶。
一具被抽走了灵魂，只剩下躯壳，被无形的线操控着的木偶。
我放弃了所有的画笔，告别了所有的色彩。
我的世界，只剩下灰白。
在父母的“安排”下，我同时打三份工。
早上五点，在早餐店做服务员，忍受油烟和客人的呵斥。
中午，在一家餐厅的后厨洗碗，冰冷的水和洗洁精腐蚀着我曾经握画笔的手。
晚上，去超市做收银员，直到午夜商场关门。
我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机械地运转。
每天的收入，一分不留，悉数上交给我妈刘芳，用来偿还那笔我从未见过的“巨额债务”。
她会仔细地清点每一张钞票，然后用一种施舍的语气说：“还不错，继续努力，早点把你爸的救命钱还上。”
他们监控着我的一切。
我的手机被没收，换成了一台只能打电话的老人机。
我的行动轨迹被严格限制在“家-工作地点”两点一线。
我不再说话，不再反抗，甚至不再有任何表情。
他们对此很满意。
“你看，还是得敲打敲打才听话。”我爸林建国翘着腿，一边剔牙一边对正在打麻将的朋友吹嘘，“现在的孩子，就是欠教育。”
他们以为，他们赢了。
他们以为，我彻底屈服了。
他们不知道，在早餐店油腻的后厨，我趁着倒垃圾的间隙，用新买的微型录音笔，录下了我妈和她牌友的对话。
“哎哟，刘芳你这镯子真亮，新买的吧？”
“是啊，花了我两万多呢！女儿孝顺，挣钱给我花的。”
他们不知道，在餐厅嘈杂的午休时间，我用一部藏在储物柜里的廉价智能手机，联系上了张教授介绍的那位专攻家庭纠纷的法律援助律师。
我将我被逼签下高利贷合同的始末，一字一句地打了过去。
他们更不知道，每个周二，当我爸以“身体不适需要静养”为由，将我赶出家门，自己却呼朋引伴在棋牌室里“决战到天亮”时，窗外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总有一个镜头在悄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