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屏幕上跳出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我知道你在记录。继续，别停。下次传资料，我会用老路径。”
落款，是三个字母：D.M.
项目推进会是在一间临时调配的小会议室里召开的。那天刚下过雨，玻璃上还挂着未干的水珠，空气里混着湿气和打印机墨粉的味道，黏腻又压抑。
我提早十分钟到了，林浩然已经坐在主位，翻看手里的PPT打印稿。他没有戴眼镜，眉间的皱纹因为屏幕反光而显得更深了一些。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只抬手指了指左手边的位置。
张程今天也在，他的位置比我靠后，眼神却始终没有离开我。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注视，不带情绪，也不暗藏提醒，就像一台检测设备，默默记录我坐下、落笔、翻页、抬头的每一个动作。
会议一开始，林浩然直接切入正题。
“为了适配评估机制落地，我们下周会启动一轮内部行为测试。各组根据自身实际安排任务分配，数据部协同收集行为因子并归档，作为预评估参考。”
他说这话时语气平稳，像是在宣读一项技术更新，而不是改变所有人命运的制度迁移。
我看到屏幕上跳出一个新名词：红卡机制（Red Card System）。
旁边是一行小字说明：“行为偏差数值达到系统设定阈值时，由系统自动触发红卡预警，执行隔离式观察。观察期满后视表现决定是否予以淘汰。”
这套规则的冷酷被包裹在格式规范的词句里，看起来干净、科学、不可质疑。
我清楚记得，文件下方的最后一项标注着：“机制试点范围：项目二部、综合运营部、外联实习组。”
我在其中。
更让我震惊的是，那条短信里提到的“老路径”——D.M.，就是“Data Mapping”的缩写，而不是人名。
有人用一种绕开的方式，告诉我：评分系统正在扩展，它已经开始被“可视化”。
会议结束前，林浩然看向我。
“赵启明，你的实习周期已经进入后段，这次机制适配是个机会。做好，你就有希望拿到明年管培指标。”
我点了点头。喉咙干得厉害，却还是硬挤出一句：“我会配合。”
张程轻轻咳了一声，像是对这句答复有所评价。我不敢回头。
下午四点，我收到项目分配表。我负责的数据标注任务，涉及同组三人的行为评估记录——包括行为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