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进去。我明白那封邮件的出现并不是巧合，它是在提醒我——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开始悄悄记录。
每天的会议安排、每次的评估标准、每个小组的去留变化。我像个不动声色的旁观者，把所有能接触到的规则、细节、例外、变通，全都写进一份加密文档。
在这个过程中，我愈发意识到一件事：评分机制只是表面，它的核心逻辑，是消灭一切“不确定性”。
一个迟到者、一个主动提问的人、一个在群里多发一个表情包的人、一个在汇报时语调忽高忽低的人，都会被标签为“不稳定因子”，并逐步被系统筛除。
我开始刻意压抑自己，学习张程的沉默。汇报只说框架、不表达判断；遇到争议先停顿、不立场明确；信息同步只用最保守的表达方式，甚至连“我觉得”这种话也删掉。
连续两周，我的评分没有下滑，风控标签从“表达不受控”变为“观察中”，异常指数下降到1.1。
我以为我做到了“收敛”，但我很快发现，系统不是容错的，它只接受一种行为逻辑——彻底的、绝对的顺从。
某天深夜，我在工位上加班到十一点，抬头看到对面的张程还坐在那里，盯着屏幕发呆。我走过去，轻声问：“你每天这么晚走，是想维持数据稳定？”
他转过头，看了我几秒，低声说：“你以为我在维持数据，其实我是数据的一部分。”
那天夜里，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我的文档首页。
这不是一句比喻，而是他清醒的自我认知。我们不再是人在工作，我们是行为模型里的变量。走路的姿势、邮件的语气、说话的停顿时间，甚至厕所停留的分钟数，都会成为某种决策依据。
我曾以为记录能带来改变，但现在我开始怀疑，我的记录是否也在被记录。是否我的反抗，不过是系统设定的“变量容忍”区间中的一个波动点。
第25天，张程被调岗到信息整合小组，那是实习转正前的最后阶段。
他没表现出一丝波动，只在离开前，把一本笔记本放在我桌角。
我翻开第一页，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你还在想逃出去，但有人正打算把这套系统复制到更多地方。”
下午例会时，林浩然介绍了一个新概念：“行为适配预筛流程”，据说是为了提升各组协作效率，将部分评分系统向中期项目组下沉测试。
也就是说，之前还藏在后台运作的打分机制，即将成为“协作要求”的一部分，直接写进项目流程里。
我们再也不能假装它不存在了。
当天下班后，我打开后台系统，找到那封评分文档原始邮件的源地址。
它的发送IP被混淆过，但我从文件的属性里发现了最后修改者的ID：Z.M.1225。
周淼。
我终于确认她并不是主动离职，她是尝试过记录、试图反抗、最终被彻底清除的人。
我关上电脑，走到窗前。街道上的灯一个个亮起，人群慢慢散去，而我站在高楼的玻璃窗前，感觉自己像是一块即将被拧紧的螺丝，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断裂，要么卡入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