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三年的秋老虎比往年来得凶，伏天过了快一个月，日头还是毒得能晒褪人一层皮。渡口的老槐树叶卷得像缩水的毛巾，蔫蔫地挂在枝头，蝉鸣声里都带着气若游丝的疲惫，吱呀——吱呀——，仿佛下一秒就要断气，却又顽强地拖长了尾音。只有江面上偶尔翻涌的热空气，把远处货轮沉闷的汽笛声揉得黏糊糊、软塌塌的，慢悠悠飘进茶馆低矮的门槛时，正撞见王奎刚把最后一张吱呀作响的竹椅搬到屋檐下那片窄窄的阴凉里。汗珠子顺着他剃得发青的鬓角滚下来，砸在青石板上，洇开一小圈深色，瞬间又被蒸发得无影无踪。
“奎子，再沏壶高末！嗓子眼儿冒烟了！”码头上的搬运工老周扛着半袋大米，像一头负重的老牛，吭哧吭哧地往台阶上蹭。蓝布褂子的后背早已湿透，洇出一大片深色的汗渍，边缘晕染开，像幅洇了水的、没干透的水墨画。他把米袋往墙角一靠，发出沉闷的“咚”一声，随即整个人像散了架似的瘫进竹椅里。椅子腿不堪重负地“吱呀”尖叫了一声，惊飞了槐树上两只正打着盹儿的麻雀，扑棱棱地蹿向灰蒙蒙的天空。
王奎应着声，喉咙里带着点沙哑：“哎，就来。”他转身回屋，粗布围裙擦过八仙桌沿，带起一小团灰尘，在从门口斜射进来的光柱里上下翻飞、无声地舞蹈。茶馆是租的老街铺面，进深不足三丈，光线有些昏暗。迎门摆着三张掉了红漆、露出木头本色的八仙桌，靠墙的两条长条板凳被无数屁股磨得油光锃亮，透着岁月的包浆。墙角那只黑黢黢的煤炉上，坐着把大号的搪瓷水壶，壶盖被热气顶得一跳一跳，咕嘟咕嘟地冒着白气，丝丝缕缕地往上飘，把悬在门楣上方那块写着“渡口茶馆”四个大字的旧木匾额，熏染得更加乌黑发亮，字迹边缘都模糊了。
“周大哥今天歇得早？”王奎拎着沉重的铜壶过来，手腕一沉，壶嘴一斜，一道琥珀色的水线注入老周面前的粗瓷碗里，打着旋儿，浮起一层细碎的白沫，茶叶梗子在碗底打着转。王奎今年三十七，左眉骨有道寸许长的浅疤，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淡些，是十年前在码头扛活时被突然滑落的跳板砸的，差点废了一只眼。此刻他嘴角习惯性地向上扯着，眼角的纹路却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痕，深深刻着，里面总像是藏着些没说出口的话，沉甸甸的。
老周端起碗，“咕咚咕咚”灌了半碗下去，喉结剧烈地滚动了几下，那声音在午后闷热而寂静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晰。“船晚点了，说是上游下了暴雨，货舱进了水，得重新封。”他长长地吁了口气，带出浓浓的汗味和烟草味，然后掏出那个皱得像咸菜干的烟盒，抖抖索索地拈出一支压扁了的烟卷，在粗糙的拇指指甲上磕了磕。“对了，听说没？”他划着火柴，橘黄的火苗跳动了一下，“南边那片老房子，喏，就是以前纺织厂家属院那片，要拆了！说是要盖啥商品房，老高老高的楼。”
王奎手里的铜壶顿了一下，壶嘴的水流微微一顿。他下意识地抬起头，目光越过老周花白的头顶，望见对面斑驳灰墙上贴着的那张“拆迁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