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雨水混着深秋的寒意，像无数根细针，扎透了我单薄的旧夹克，直刺骨髓。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天色早已沉入浓墨般的漆黑，只有跑道上飞机起降的灯光，如同鬼魅的眼睛，在雨幕中明灭闪烁。我像个被遗忘的雕塑，僵在接机口汹涌人潮的最边缘，怀里那束精心挑选的红玫瑰，花瓣边缘已经开始泛出难看的褐色，蔫头耷脑，和我此刻的心情如出一辙。
五年。
整整五年，我像个被抽干了血肉的机器，在不见天日的格子间里燃烧着自己。白天是敲不完的代码，应付不完的甲方，晚上是接不完的廉价外包。一碗泡面分成两顿，白水馒头是常态。身上这件夹克，还是五年前苏晴出国时我穿的那件，袖口磨得发亮，布料僵硬得如同纸板。所有的钱，每一分、每一厘，都汇进了大洋彼岸那个叫苏晴的账户。为了她的设计梦想，为了她口中那个“光鲜亮丽的未来”。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又迅速暗下去。电量告急的红标刺眼。屏幕上显示的时间，距离她航班落地，已经过去了整整七个小时。广播里机械的女声一遍遍播报着其他航班的信息，唯独没有她乘坐的那一班。人群来了又走，喧嚣散去，只剩下空荡的寒意和越来越浓的疲惫。
“晴晴…”喉咙干涩得发不出声音，只能在心底无声地呼唤。这五年支撑我熬过所有艰难时刻的画面，此刻也像这机场的灯光一样，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变得模糊不清。是她初到异国时，视频里对着简陋出租屋强颜欢笑的脸？还是她电话里抱怨学业压力大，需要更多生活费时，那带着不易察觉埋怨的语调？或者，仅仅是我自己虚构出来的，一个关于“苦尽甘来”的幻影？
就在我几乎要被冻僵，意识开始模糊的时候，接机口内部通道的自动门，终于“哗啦”一声滑开了。
一股混合着昂贵香水、皮革和长途飞行特有倦怠气息的热风扑面而来。我精神猛地一振，下意识地挺直了早已酸麻的脊背，努力挤出一个练习了无数遍、自以为最温暖的笑容，把怀里那束垂死的玫瑰尽力举高，试图让它看起来更“体面”一些。
人潮涌出。
然后，我看到了她。
苏晴。
她穿着一身剪裁极其利落、质料一看就价值不菲的白色套装，衬得肤色愈发白皙。精心打理过的栗色卷发慵懒地披在肩头，脸上妆容精致，眉梢眼角都飞扬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意气风发的神采。她像是从某个时尚杂志封面里直接走出来的人物，光彩照人，与这嘈杂的机场、与我这个灰头土脸的存在，格格不入。
然而，这光彩只在我视网膜上停留了不到一秒。
因为她的手臂，正亲密无间地挽着另一个男人。
一个身材高大挺拔的金发男人。深邃的蓝色眼眸，轮廓分明的下颌线，一身低调却质感绝佳的深灰色羊绒大衣，手腕上不经意露出的腕表反射着顶灯冰冷的光。他微微侧着头，正含笑对苏晴说着什么，姿态亲昵而占有。
苏晴仰着脸看他，笑容明媚得晃眼，那是过去五年里，我在视频通话中从未得到过的、毫无保留的灿烂。下一秒，在距离接机口闸门还有几步远的地方，她忽然踮起脚尖，红润的唇瓣主动印上了那个金发男人的嘴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