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14日的深夜，北京城早早沉入冬眠。圆明园公交总站孤悬于城市西北边缘，几盏昏黄的路灯徒劳地切割着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寒风卷过空旷的停车场，发出呜咽般的哨音，卷起尘土与枯叶。一辆老旧的375路公交车静静停泊在夜色里，车头“圆明园——香山”的线路牌在微弱的光线下模糊不清，像一句被遗忘的谶语。
驾驶座上，张建军裹紧身上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棉袄，吐出一口白气。他五十多岁，脸盘方正，皮肤是常年风吹日晒的粗糙深色，眼角刻着深深的皱纹，如同大地的沟壑。他瞥了一眼身旁的年轻售票员陈晓梅。小陈刚二十出头，脸上还带着点未脱的稚气，此刻正缩在座位上，双手拢在嘴边呵气取暖，鼻尖冻得通红，嘴里嘟囔着：“这鬼天气，最后一趟了，张师傅，赶紧发车吧，冻死人了。”
“急啥，”张建军声音低沉，带着点京片子特有的卷舌音，他拧开那个掉了漆的搪瓷杯盖，慢悠悠啜了口浓得发黑的酽茶，“深更半夜的，能有几个客？磨刀不误砍柴工。”
车外，除了风声，只有远处几声零落的犬吠。站牌下，确实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影在寒风中瑟缩着等待这辆通往香山的末班车。一个背着硕大帆布工具包、满脸油污的工人，靠在冰冷的广告牌柱子上打盹；一个穿着半旧呢子大衣、头发花白、知识分子模样的老人，正借着站牌旁那点可怜的光线翻阅卷了角的报纸；还有一个穿着时兴牛仔外套的年轻人，大概是大学生模样，戴着耳机，脚尖无意识地随着听不见的节奏点着地，不时朝车来的方向张望，眼神里带着点归家的急切。站台灯光昏黄，将他们缩着脖子、跺脚取暖的身影拉得细长而扭曲，投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如同几抹不安的墨迹。
“哐当”一声，沉重的车门被张建军手动拉开，带着铁器摩擦特有的刺耳声响，打破了夜的沉寂。寒气猛地灌了进来，陈晓梅打了个哆嗦。昏昏欲睡的工人、看报的老人、听歌的年轻人，鱼贯而入。车厢里弥漫着机油、尘土和陈年座套混合的沉闷气味。陈晓梅麻利地撕下票递过去，硬币落入铁皮票箱，发出清脆单调的叮当声。张建军挂挡，松手刹，老旧引擎发出一阵喘息般的轰鸣，车身震动起来，缓缓驶离站台。车头昏黄的光柱刺破前方的黑暗，像一把摇晃不定的光剑，载着这一车疲惫的归人，驶向更深的郊野。
车子碾过京郊坑洼不平的柏油路，颠簸着前行。路灯稀疏，间隔越来越长，车窗外沉沉的黑暗如墨汁般泼洒，吞噬着远处模糊的田垄和光秃秃的树影。车厢里一片死寂，只有引擎单调的嘶吼、车体金属部件因颠簸发出的吱嘎呻吟，以及不知何处钻进车厢的、刀子般的冷风在缝隙间穿梭的呜咽。那工人早已蜷在座位上发出粗重的鼾声。看报的老人收起了报纸，闭目养神，布满老年斑的手搭在膝盖上。戴耳机的年轻人也摘下了耳机，望着窗外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发呆，脸上没什么表情。
陈晓梅裹紧了制服外套，百无聊赖地倚在售票员的小桌旁，眼皮沉重地往下坠。张建军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被车灯勉强照亮的一小段路面，双手稳稳地把着硕大的方向盘，粗糙的指关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车厢顶棚那几盏昏黄的灯管，随着颠簸忽明忽暗，将乘客们静止的身影投射在斑驳的车壁上，摇晃不定，如同皮影戏中沉默的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