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我拿着工资条去找组长，声音都在发颤。组长正在喝水，瞥了一眼纸条就不耐烦地挥手：“迟到还有理了？上次你把塑料壳摔裂了三个，没让你全赔就不错了！”他的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天迟到是因为公交车半路抛锚，我跑着赶了三站路，到车间时还是晚了五分钟。损坏零件是因为夜班太困，手指没抓稳。这些事我当时都跟组长解释过，他明明说“知道了”，怎么现在又算成我的错？我捏着工资条走出办公室，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让它掉下来。车间里都是人，我不能让人看到我哭。
我抱着膝盖蹲在车间后巷的墙角，这里是平时抽烟工人待的地方，现在没人。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我后背发凉。我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止不住地抖。一千七百五十六块，交完八百块房租，剩下的钱连妈妈的药钱都不够，更别说给弟弟寄学费了。我来城里打工到底是为了什么？连家里的开销都填不上。
“呜……”压抑了好久的哭声终于忍不住冒出来，我赶紧用袖子捂住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打湿了袖口，也打湿了手里的工资条。纸条被眼泪泡得发皱，上面的数字变得模糊不清，就像我现在的生活，一团糟。
“你怎么在这儿？”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我吓了一跳，赶紧抹掉眼泪抬头，看见阿哲站在巷口，手里还拿着没吃完的馒头。他看到我通红的眼睛，快步走过来蹲在我面前：“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
我摇摇头，把工资条往身后藏。他却已经看见了，伸手轻轻拿了过去。他看工资条的时候，眉头一点点皱起来。“扣款怎么这么多？”他抬头问我，声音里带着怒气。我咬着嘴唇，把迟到和摔零件的事说了一遍，说着说着眼泪又掉了下来。
阿哲听完没说话，只是把自己的工资条掏出来递给我。他的实发工资有两千三百多，比我多了将近六百。“我帮你去问问组长。”他说着就要站起来，我赶紧拉住他：“别去！他会更针对我的。”在工厂里，跟组长顶嘴没好果子吃，我已经吃过好几次亏了。
阿哲蹲下来，看着我通红的眼睛，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他把塑料袋打开，里面是一小叠零钱，有十块的，有五块的，还有很多一块的硬币。“这些你先拿着。”他把钱塞进我手里，硬币硌得我手心发疼。
“我不要！”我赶紧把钱往回推，“这是你的钱。”他却按住我的手，手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工装传过来，暖得让人心慌。“你拿着交房租，”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拒绝的认真，“我这个月绩效奖多，够用。”
我看着他手里的零钱，最大的面额是二十块，显然是平时一点点攒下来的。在工厂里，大家的工资都不高，谁的钱都来得不容易。我的眼泪又涌上来：“阿哲……”
“别哭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纸巾递给我，“钱没了可以再挣，身体哭坏了才麻烦。”他把钱一张张数好，塞进我工装口袋里，又把硬币放进我的裤兜，“这样就掉不了了。”他的手指碰到我裤兜时，我像触电一样缩了一下，脸颊瞬间发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