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烛的蜡油滴在描金的喜字上时，我总爱盯着看。阿砚说那像极了战场上凝固的血，我便拧他的胳膊，骂他满嘴胡吣——那年头，哪有新郎官在洞房里说这个的。
他却捉住我的手，往我掌心塞了块暖玉。玉上刻着两只交颈的雁，是他亲手雕的。“婉娘，”他的指腹磨过我掌纹里的薄茧，“等天下太平了，我带你去雁门关外看真正的雁阵，一字的，人字的，能排到天边去。”
那时我们住城南的小院，院墙爬满了牵牛花。他在私塾教孩童念书，我在家纺线织布，闲时便搬个竹凳坐在院里，看他教大郎写“人”字。大郎总把撇捺写得歪歪扭扭，像两条打架的蚯蚓，阿砚就握着他的小手，一笔一划地教：“这一撇是担当，这一捺是支撑，少了哪个，都站不稳当。”
二郎学说话晚，周岁时只会含混地喊“娘”。阿砚便每天抱着他，在院里的老槐树下转圈，嘴里哼着不知哪来的调子。槐树的影子落在他青布长衫上，摇摇晃晃的，像幅没干透的画。
变故是从那年秋汛开始的。河工掘开了堤，洪水漫过城墙时，阿砚正背着药箱往灾区跑。我抱着两个孩子站在阁楼上，看他的身影在浊浪里起伏，像片随时会翻的叶子。他回来时浑身是泥，怀里却护着个素不相识的孩童，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从怀里摸出半块干硬的饼，塞给大郎。
那晚他没睡，坐在灯下发怔。我给油灯添油时，看见他铺开的纸上写满了字，有地名，有数字，还有些我认不得的符号。“婉娘，”他突然抬头，眼里的光比油灯还亮，“这世道，光教孩子写‘人’字是不够的。”
他开始频繁地出门，有时带着书，有时带着刀。回来时身上总有新的伤口，却从不肯说。大郎偷偷告诉我，看见爹爹在城隍庙后巷，和一群戴斗笠的人说话，那些人的腰间，都别着和爹爹一样的短刀。
我没问。只是在他又一次深夜归来时，往他行囊里塞了两双新纳的布鞋，鞋底纳得厚厚的，能经得起石头磨。“阿砚，”我替他系好行囊的带子，“不管去哪，踩着实诚的鞋，才走得稳。”
他突然把我揽进怀里，力气大得像要把我揉进骨血里。“等我回来，”他的声音在我发间发颤，“一定带你去看雁阵。”
那天清晨，他走得悄无声息。我站在门槛后，看他的身影转过街角，青布长衫被风掀起一角，像只展翅的雁。大郎牵着二郎的手，站在我身边，小声问：“爹爹去教别人写‘人’字了吗？”
我蹲下来，替他们理了理衣襟，像阿砚从前做的那样。“是啊，”我说，“爹爹要去教很多很多人，怎么把‘人’字写得端端正正的。”
院墙上的牵牛花又开了，紫的，蓝的，缠着竹架往上爬。大郎已经能写一笔工整的“人”字，二郎也会奶声奶气地喊“爹爹”了。我每天都把他们的字收进木匣里，等阿砚回来时给他看。
只是偶尔在夜里，我会摸到枕边那块暖玉。玉上的雁颈相交，像两个依偎的影子。窗外的月光洒进来，落在空荡荡的床榻上，我便对着月亮轻声说：“阿砚，你看，孩子们都长结实了。你在外面，也要好好的。”
风从窗棂钻进来，带着远处的梆子声。我知道，他走的那条路，定是难走的。可这乱世里的路，哪条不难呢？只要他心里的那点念想不灭，只要我们还在这儿等着，总有一天，他会踩着晨光回来，带着满身的风尘，笑着说：“婉娘，我们去看雁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