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镇子，阿砚站在客栈门口等我们。他没穿金甲，玄色锦袍上沾着泥，左臂空荡荡的，伤口还在渗血——想来是突围时被箭射穿了。看见我们，他眼里的光亮了亮，随即又暗下去，没问大郎，也没问城防。
日子突然变得很静。阿砚整日在屋里看地图，偶尔出去议事，回来时身上总带着酒气。二郎变得沉默，不再喊爹，也不再笑，只是整日抱着大郎留下的那把短剑，坐在门槛上发呆。
我开始只盯着二郎。给他做最好的饭，夜里抱着他睡，不让他离开我半步。有回镇上的流民抢粮，我死死把二郎护在怀里，眼睁睁看着个饿极了的孩子被推倒在地，头撞在石头上——换在从前，我定会伸手扶，可那天，我只攥紧了二郎的手，直到那些人抢完离开。
阿砚撞见了，站在远处看了我很久，突然说：“婉娘，你变了。”
我摸着二郎的头，他的头发又软又密，像极了大郎小时候。“我只想我的孩子活着。”我说，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别人的，管不了了。”
他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屋。那天夜里，我听见他在屋里喝酒，酒杯摔在地上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后来盟军打回来了，收复了失地，阿砚重新披甲上阵。只是他再也没教过谁写“人”字，也没再提过改城名的事。腰间的玉雁被他收了起来，换了块普通的玉佩。
二郎长到十八岁时，也上了战场。他像阿砚一样冷硬，甚至比阿砚更狠，从不接受降兵，也从不救百姓。有回他回来，盔甲上的血都没擦，就坐在桌前吃饭，我说：“二郎，洗洗手。”
他抬头看我，眼里没什么温度：“娘，您当年不也看着别家孩子去死吗？”
我手里的碗“哐当”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窗外的牵牛花又开了，紫的白的，缠在竹架上，像极了城南小院的模样。只是再也没人摘花插在笔筒里，也没人教孩子写“人”字了。阿砚说我变了，可我知道，我只是把当年没说出口的私心，摊开在了日光下——原来乱世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