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抽着烟想：就这一次，帮完老陈就把钱还回去，不算犯大错。
可“一次”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半个月后，老陈真调来了团部，分到了离家属院最近的通信股。
他来道谢时，提了一网兜鸡蛋，说是家里鸡下的，“纯土的，你自己留着吃”。吴春生看着鸡蛋上还沾着鸡毛，没好意思再推，留他在家吃了顿晚饭，炒了两个青菜，又从食堂打了份红烧肉，老陈喝了两瓶啤酒，拍着胸脯说“春生你够意思，以后有事你说话”。
那之后，“有事找吴副团长”的话像长了翅膀，在团里悄悄传开。
先是后勤处的一个干事，想评“优秀士兵”，塞了条烟，放在他宿舍门口的煤堆旁，留了张字条“吴副团长费心”。
又有个连长，想把亲戚弄进部队当志愿兵，托人约他去镇上饭馆，酒桌上塞了个红包，说“孩子没读过书，就想让部队练练”。
吴春生起初还推托，可架不住“人情”难缠。
有人说“您帮我这忙，将来您老家办事，我一句话的事”。
有人说“您是枪神，得让有本事的人跟着您，我这亲戚能吃苦”。
更有人捧着他说“吴副团长年轻有为，将来肯定升大官，咱提前沾沾光”。
恭维话像温水，慢慢泡软了他的骨头。
他开始收烟、收酒，后来连红包也不怎么推了。
有回一个营长送了块“上海牌”手表，他戴着去出操，战士们盯着他手腕看，他心里竟有点得意，小时候连块电子表都没有，现在也能戴上海牌了。
他的心思渐渐不在训练上了。
以前总泡在射击场，现在隔三差五就往镇上跑，要么是赴约吃饭，要么是去供销社给媳妇买些稀罕物，寄回老家。
有次团长找他谈新战术演练的事，他走神了，团长敲着桌子问：“春生，你听啥呢？”
他才慌忙回神，含糊着应“是，团长，我记着呢”。
媳妇来信说，村里盖祠堂，族长问能不能找部队批点水泥。
吴春生没多想，找后勤处打了个招呼，批了两吨，让老家来人拉走了。
父亲后来写信骂他：“你咋能拿部队的东西给村里？要是让人知道了，你这身军装还想不想穿？”
他看了信，心里烦躁，回了句“爹你不懂，这是小事，没人管”，把信塞进了抽屉底。
真正的麻烦，是从那个排长的红包开始的。
排长叫李明，是二营的，老家和吴春生是邻县，算半个老乡。
李明想升副连长，听说吴春生能“说话”，揣着个厚厚的红包，摸到了吴春生的宿舍。
那天是周末，吴春生正和媳妇打电话（团部有公用电话，干部能优先用），说给女儿买了个布娃娃。
李明站在门口等，等他挂了电话，搓着手笑：“吴副团长，打扰您了。”
“啥事？”吴春生擦了擦手，语气淡淡的，他现在见多了来送礼的，没以前那么热乎了。
“是这样，”李明把红包往桌上一放，“我想争取下副连长的名额，您看……”红包鼓囊囊的，放在桌上沉了沉，吴春生瞥了眼，估摸着得有五百块，那时候他一个月工资才八十多。
“副连长的名额得看表现。”吴春生没接红包，却也没推，“你今年的训练成绩不错，我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