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雨的记忆是从六岁那年的消毒水气味开始的。
医院走廊长得没有尽头，白炽灯在头顶嗡嗡作响，把每个人的脸照得惨白。她踮起脚尖，透过病房门上的小窗户，看见爸爸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妈妈伏在床边，肩膀微微颤抖。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小雨扯着妈妈的衣角问道。
妈妈转过身，眼睛红肿得像两颗桃子。她抱起小雨，声音嘶哑：“爸爸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了。”
小雨不明白“很远的地方”是什么意思，但她看见爷爷蹲在走廊尽头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奶奶握着念珠不停念叨，心里隐隐觉得不安。
三天后，爸爸真的“走”了。
葬礼上，小雨穿着一身过大的白色衣服，逢人就磕头，看着大人们来来往往，听着他们压低声音说着“肝癌晚期”“才三十五岁”“苦了孩子”之类的话。她踮脚想看棺材里的爸爸最后一眼，却被妈妈一把抱开。
“别看，记住爸爸活着时候的样子。”妈妈说这话时，眼泪滴在小雨脸上，滚烫得让她打了个哆嗦。
爸爸走后，家里像是被抽走了主心骨。妈妈白天在纺织厂做工，晚上还要陪小雨讲故事，但她的眼睛总是红肿的。爷爷奶奶从乡下搬来，照顾小雨的日常。爷爷不爱说话了，常常坐在阳台望着远处发呆。奶奶则变得格外唠叨，总是一边做家务一边念叨着“要是我在就好了，早点发现病就好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一天晚上，小雨被客厅的说话声吵醒。
“爸、妈，我还年轻，不能一辈子就这样过了。”是妈妈的声音。
“我们没说不让你改嫁，可小雨才八岁，你舍得扔下她？”爷爷的声音低沉而克制。
“那边说了，不能带孩子过去。他家里本来就不满意我二婚，再带个拖油瓶更不行了。等我在那边站稳脚跟，一定接小雨过去。”
小雨屏住呼吸，光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透过门缝往外看。妈妈跪在地上，爷爷奶奶坐在对面，表情凝重。
“那你走吧，小雨有我们。”良久，奶奶长叹一声，“但你要记住，孩子不能没娘，站稳脚跟了一定要接她。”
妈妈走的那天，给小雨买了个崭新的粉色书包，里面塞满了新文具和几件新衣服。
“妈妈要去城里打工，赚很多钱，然后接小雨去过好日子。”妈妈蹲下来，整理着小雨的衣领。
“不能带我去吗？”小雨怯生生地问。
“暂时不能，但妈妈会经常回来看你的。”妈妈抱了抱她，转身快步离开，却一次又一次的回头。
小雨站在门口，看着妈妈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手里紧紧攥着妈妈临走前塞给她的棒棒糖。那天晚上，她是含着糖睡着的，甜味和泪水混在一起，成了记忆里最苦涩的甜。
妈妈走后头几个月，还会每月回来看她一次，后来变成两个月、三个月。再后来，妈妈打电话来说她怀孕了，新丈夫不希望她总往老家跑。渐渐地，联系只剩下偶尔的电话和汇款单。
小雨成了半个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爷爷以前是木匠，手艺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如今干不了大批量活儿了，偶尔还接点小零活。他沉默寡言，却总能用边角料做出精巧的小玩具——会转动翅膀的小鸟、四肢能活动的小木人。奶奶不识字，但做得一手好菜，能把最简单的食材变成美味。小雨最喜欢奶奶做的鸡蛋面，面条筋道，汤头醇厚，上面漂着金黄的蛋花和翠绿的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