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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头这次没有砸在我的脸上，而是砸在我耳边的墙上。
墙皮簌簌落下，像一场沉默的雪，有一些掉进了我的头发里。石灰的气味很干燥，混着他呼吸里的酒精和松节油的味道，一起钻进我的鼻腔。他贴着我的耳朵说：“为什么？为什么他们看不懂我的画？”
他问的不是我。他的身体紧绷，像一截被水泡涨的木头。他问的是这面墙，是墙上那块越来越大的霉斑。
我没有回答。我的职责不是回答问题，而是承受问题本身。
事情是从一盘青椒炒肉开始的。
晚饭的时候，外面的天色是那种脏兮兮的灰蓝色，城市廉价的霓虹灯光透过起雾的窗户，在我们的餐桌上投下一片模糊的、病态的红。陈默吃了两口，筷子就停了。他没有把筷子放下，而是悬在碗的上方，像两根等待指令的枯枝。
屋子里很静，只有老旧冰箱发出的、濒死般的嗡鸣。
“咸了。”他说。
声音不大，没有情绪。但空气瞬间就凝固了，像冬天里暴露在室外的湿抹布。我看着他，他的脸在红色灯光的映照下，一半明一半暗。那张脸，曾经在我眼里是棱角分明的、属于艺术家的脸，如今只剩下因长期酗酒而浮肿的眼袋，和因得不到承认而扭曲的嘴角。
我没说话，起身想去收走那盘菜。这是我们之间无声的流程。一个信号发出，一个动作跟进。我的脚刚离开地面，他的手就抓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劲很大，像一把冰冷的铁钳。
“坐下。”他说。
我又坐下了。他松开手，拿起筷子，把那盘青椒炒肉里的每一块肉都挑出来，整齐地码放在我的碗里，堆成一个小山。青椒被他随意地拨到盘子的一边。
“吃。”
只有一个字。我拿起筷子，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口腔里瞬间被过量的咸味占据，麻痹了我的味蕾。我慢慢地咀嚼，咽下去。然后夹起第二块。我的动作很慢，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
他一直看着我。他的目光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审视。他在审视一件工具，一件作品，一件属于他的、出了故障的物品。他看着我吃完碗里所有的肉，然后把那盘剩下的青椒倒进了垃圾桶。盘子和垃圾桶边缘碰撞，发出清脆又空洞的响声。
这响声是另一个信号。我知道，流程的下一阶段要开始了。
我站起来，收拾碗筷，走向厨房。他跟在我身后，不远不近。我能感觉到他目光的重量，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后背上。我拧开水龙头，热水冲刷着油腻的盘子，发出哗哗的声响。这水声，是我此刻唯一的屏障。
他走到我身后，关掉了水龙头。
寂静重新降临。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用？”他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很轻。
我没有回头。我看着水槽里残留的泡沫，它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破裂。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的沉默似乎点燃了他。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转过来。我撞在冰冷的灶台上，身后的不锈钢把手硌着我的脊椎。他开始在屋子里踱步，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我们租的这个一居室太小了，装不下他的愤怒，也装不下我的沉默。他的画架、画布、颜料和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工具占据了大部分空间，让这里更像一个仓库，而不是一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