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的冬天，冷得蚀骨。上海租界里霓虹闪烁，歌舞升平，却驱不散我公寓里那彻骨的寒意。寒意来自我指间夹着的那封大红请柬。
它像是凭空出现，悄无声息地从门缝滑入，落在冰冷的柚木地板上。厚重的红纸，艳得刺眼，像泼洒开的鲜血，粗糙的金粉撒在上面，硌着指尖。翻开，一行工整到僵硬的毛笔字扎入眼帘：
“逸辉吾侄，腊月廿四务必归宅，主持汝之婚礼。”
没有落款。没有邮戳。
腊月廿四，就是三天后。
吾侄？老家那些族亲，自我父母早亡、我又离家求学谋事，早已疏远多年，音讯寥寥。谁会这样叫我？
我的婚礼？我何时定了亲？我在报社的工作刚有起色，虽有过几位谈得来的女友，但谈婚论嫁？绝无可能。更何况是这般不容置疑、近乎绑架的通知！
一股荒谬裹挟着强烈的不安涌上心头，我几乎立刻要将这荒唐之物撕碎。但指尖触碰到纸面时，却莫名一顿。那红纸有一种奇异的韧性，冰凉中透着一丝……难以言喻的黏腻，仿佛活物的皮肤。
鬼使神差地，我翻到请柬背面。右下角，一个极不起眼的角落，用更细的墨笔勾勒了一个小到几乎忽略的图案——一座老宅的轮廓，飞檐翘角，在昏暗光线下，像一张咧开的、嘲讽的嘴。
那是我家的老宅。在百里之外的乡下。我已经，整整七年未曾回去了。
心脏猛地一缩，像是被那飞檐勾了一下。
接下来两天，我试图用工作麻痹自己，跑新闻、写稿子，忙得脚不沾地。但那封请柬像一道血红的咒符，日夜悬在脑海。我问过公寓守门人，问过相熟的同事，无人知晓是谁送来的信。它就像一场精准投递的噩梦。
第三天清晨，一种混合着恐惧、疑虑、以及一丝被勾起的、关于故乡与童年模糊记忆的诡异冲动，推着我登上了北去的火车。绿皮车厢拥挤嘈杂，烟雾缭绕，窗外是飞速倒退的、萧瑟的冬景，像一卷褪色模糊的旧胶片。我靠着车窗，昏昏欲睡，耳畔却总萦绕着若有似无的唢呐声，尖锐又凄惶，纠缠在铁轨单调的哐当声里。
下车时已是傍晚，故乡的小镇比记忆中更加破败萧条。寒风卷起地上的纸钱灰和尘土，街上行人稀少，面色麻木。我拎着小小的皮箱，踩着吱呀作响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往镇外老宅走，越走越心慌。路过的乡邻看见我，先是愣怔，随即像是白日见鬼，慌忙低头避开，眼神躲闪，甚至带着一种……深切的怜悯？
无人与我打招呼。仿佛我是不该归来的孤魂。
老宅孤零零地踞在镇子西头的山脚下，被一片枯死的槐树林半围着。远远望去，我骤然停步，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暮色晦暗，那青黑色的高墙大院轮廓，竟真的被一片刺目的猩红覆盖——屋檐下挂满了成串的红灯笼，大大小小，在阴风中摇晃，像一颗颗悬空的头颅。门上、窗上，甚至墙外枯槁的树枝上，都贴满了硕大的、歪歪扭扭的“囍”字，红纸被风撕裂，哗啦作响，如同哀嚎。
真在办喜事？
可宅子死寂得可怕。没有宾客喧哗，没有鼓乐声响，连半个鬼影都看不见。只有那一片铺天盖地的猩红，在灰败的天地间野蛮地燃烧着，诡异得令人头皮发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