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那天，阳光亮得刺眼。家里的气氛沉闷得能拧出水来。父亲原本就因“违反规定”在单位处境尴尬，这次为了给我治病，更是掏空了家底，甚至低声下气地去借了不少债。父亲坐在床前掉了漆的椅子上，原本乌黑的大背头也白了不少，闷头抽着最便宜的烟卷，烟雾缭绕中，他整个人仿佛又佝偻了几分。
那身洗得发白、代表着他曾经身份和希望的“干事”制服，挂在墙角的衣架上，蒙着一层薄灰，像个无言的讽刺。母亲在院子里，在水池边洗着衣服。我躺在床上，看着墙上的奖状，那些“三好学生”的红色大字，此刻鲜艳得刺目。我默默地把脸转向墙壁，指甲深深抠进掌心，留下几个弯月形的白痕。
2 泥潭浮沉小记
市里的那所职校，名字听起来就没什么指望。灰色的水泥墙，坑洼不平的操场，空气中永远弥漫着一股机油和汗臭混合的味道。走进锈迹斑斑的铁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被丢进了一个巨大的、嘈杂的废品回收站。周围同学的眼神，要么是和我一样的麻木空洞，要么就是带着一股混不拧的痞气。老师讲课有气无力，下面睡觉的、聊天的、甚至公然打牌的，比比皆是。
五年，浑浑噩噩。毕业分配到轰鸣震耳的海尔冰箱厂流水线上，我像一颗螺丝钉，重复着单调到令人绝望的动作；在广东闷热潮湿的电子厂大通铺里，汗味、脚臭味和劣质烟草味混合发酵，熏得人头晕；最后，带着一身疲惫和看不见的伤痕，我回到了这座灰扑扑的三线小城，在本地最乱的一个酒吧里当起了服务生，也学着抽烟、喝酒，眼神里慢慢染上了和那些常客一样的、对社会不公的戾气和麻木的凶狠。
拳头硬，下手黑，成了我在这片泥潭里唯一能抓住的浮木。后来，跟着一个“道上”有名的“大哥”，我去了下面一个更混乱的县级市，在一家背景复杂的酒店里“看场子”。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底下是更深的污浊。我学会了皮笑肉不笑，学会了察言观色，也学会了在必要的时候，用最直接的方式“解决问题”。
命运的第一次微弱转机，是在那个小县城的破酒店里。一个来自北京、有些肥胖却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带着一位戴着墨镜、气场强大的女人入住。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电视里的人——一位家喻户晓的著名演员。她的经纪人姓孙，是个精干利落的中年人，说话带着一水儿好听的京片子。我被安排负责他们这一层的“安全”。孙经纪人似乎遇到了什么麻烦，脸色阴沉地在走廊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捕捉到了“演出费”、“赖账”、“欺生”几个词。
也许是孙经纪人眉眼间的焦虑，也许是他身上那种不同于本地混混的体面气质让我下意识地觉得该做点什么。我犹豫了一下，走了过去。
“孙哥，碰上难处了？这地界，我熟。”我的声音不高，透着小地方人特有的、有点生硬的诚恳。
孙经纪人抬起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有些意外地打量着我这个穿着廉价黑西装、看起来沉默寡言的年轻“保安”。
几天后，靠着我对本地“规则”的熟悉和一点不讲道理的“江湖手段”，那笔被当地一个地头蛇硬扣下的演出费，一分不少地回到了孙经纪人手里。临行前，孙经纪人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塞给我一张质地考究的名片，上面的地址是北京一个叫大兴的地方。“小子，是块料！窝这儿可惜了。明年开春，我在北京弄个场子，缺个能镇得住、又懂规矩的人。想来闯闯，打这个电话找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