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说嘛，咱大山里的娃，忘不了本！”
“建国有福气啊！娶了个女状元！”
“以后就在家跟前了，好！真好！”
那些赞叹和喜悦，像柔软的绸缎，一层层裹住了她。空气中弥漫着鞭炮的火药味和年夜饭的香气，一种她曾经无比渴望的“归属感”牢牢地抓住了她。
她想起了离山时那句“我会回来的”誓言。
或许，这就是命运？或许，回来建设家乡，也是一种报答？
婚礼办得比当年她考上大学还要热闹。全村人都来了，敲锣打鼓，脸上洋溢着一种满足的、仿佛完成了某种圆满任务的笑容。老支书已经走了，接任的村干部在喜宴上喝得满面红光，用力拍着孙建国的肩膀：“建国！好样的！把咱的金凤凰迎回来了！给咱大山长脸！”
她穿着红嫁衣，坐在贴满喜字的土炕上，心里揣着一种混合了迷茫、认命和一点点虚幻希望的复杂情绪。
丈夫孙建国送走最后一批闹洞房的乡亲，带着一身酒气进来，眼神炽热地看着她，第一句话是：“秀儿，你真是...真是给俺长脸！读过书的媳妇，就是懂事，知道归根！”
“懂事”两个字，像一枚钉子，轻轻敲进了她的命运里。
婚后的日子，是踩着陀螺过日子，转得人头晕眼花，却还在原地。
孙建国最初还去城里接点短途运输的活，后来便渐渐不去了。他说现在村里政策好，搞搞山货养殖也能挣钱，守着她，守着家，踏实。
她很快怀了孕。妊娠反应严重，闻不得油烟味，吐得天昏地暗。婆婆耷拉着眼皮，在院子里喂鸡，声音不高不低地飘过来：“俺们那时候，快生了还在地里刨食呢。现在的文化人，身子就是金贵。”
孙建国在一旁吭哧地笑：“妈，秀儿是读书人，哪能跟您比。”
她咽下喉头的酸水，默默走进厨房，开始准备一大家的晚饭。油烟涌上来，她冲到门口干呕，眼泪鼻涕一起流。婆婆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她背上。
大女儿出生时，产婆一声“丫头”，让产房外的喜悦顿时冷了几分。婆婆伺候月子，脸拉得老长，汤水里的油花都少了些。孙建国闷头抽了两天烟，说：“没事，头胎是闺女好，贴心，以后还能带弟弟。”
孩子夜夜啼哭，她抱着孩子在屋里来回踱步，腰酸背痛，乳房胀得像石头，乳头被吮吸得破裂出血。孙建国被吵得睡不着，抱着被子去了隔壁屋。她听着窗外呼啸的山风，看着怀里那张皱巴巴的小脸，第一次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
孩子刚满三个月，婆婆就暗示她该下地干活了。“建国一个人忙不过来，家里不能养闲人。”
她背着孩子去地里，日头毒辣，孩子哭，她也想哭。汗水浸湿了衣背，奶水和汗水混在一起，散发出酸馊的气味。晚上回来，还要洗衣做饭，喂猪喂鸡。孙建国吃完饭就翘着脚看电视，偶尔逗逗孩子，像是享受天伦之乐，至于那些无穷无尽的家务，仿佛天然就该是她的分内事。
她试图在炕头给大女儿唱儿歌，教她认字卡。婆婆撇撇嘴：“女娃子，认得自个儿名字就行了，早晚是别人家的人。”孙建国说：“瞎忙活啥，有空多纳两双鞋底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