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末的风还裹着夏末最后一点黏腻的热气，吹得教学楼外的香樟叶簌簌响，像把无数没说出口的话揉碎了藏在缝隙里。
我抱着最后一摞日语课本从原班级出来，新教室在走廊尽头，门敞着，橘黄色的阳光斜斜切进去，在水泥地上铺出长条形的光斑，落在空课桌的木纹里，像道没愈合的疤。
我的座位在靠墙的倒数第二排，桌面留着前主人刻的“加油”，笔画歪歪扭扭，墨色都褪淡了，倒像是对后来人的嘲讽。刚把书摞好，身后就传来拖沓的脚步声，混着少年清朗却漫不经心的嗓音：“借过，麻烦让下。”
我回头时，呼吸顿了半拍。他很高，估摸着有187，黑色运动服套在偏瘦的身上晃荡，衣摆下露出一点腰线，皮肤是常年在球场晒出来的深褐，像浸了阳光的陶土。额前碎发被风吹得翘起来几缕，遮住一点眼尾——他眼尾微挑，看过来时，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怀里的排球沾着点灰，指节分明的手勾着书包带，路过我座位时，球衣下摆扫过我的课桌，留下点淡淡的皂角香，和我家阳台晒过的床单一个味道。
他走到靠窗的最后一排坐下，排球往桌角一放，“咚”的一声轻响，没两分钟就胳膊垫着脑袋趴在桌上，后脑勺对着全班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叫林屿，是校排球队的主攻手，上课睡觉是常态——毕竟训练到天黑，汗水把球衣浸透好几遍的人，哪有精神听早八的日语课念五十音。
我得承认，我对林屿是实打实的“见色起意”。那段时间，我总找各种蹩脚的理由往最后一排凑：明明自己桌上就有日语词典，偏要借他的，指尖碰着词典边缘时，他的手会往回缩一点；知道他数学常年不及格，还硬要拿函数题问他，看他皱着眉挠头，耳后那颗小痣跟着动；甚至有次假装系鞋带，蹲在他课桌旁半天，盯着他垂下来的碎发，连他呼吸时肩膀的起伏都数得清——那时候觉得，连他睡觉的样子都好看。
他对我一直淡淡的。问问题时会抬眼，睫毛很长，眼神却没什么温度，像在看一道无关的题；借东西时会递过来，手指永远碰不到我的指尖，客气得像陌生人。直到十月底的某天，我在学校超市货架上看见袋枸杞，突然想起他每次训练完，会对着饮水机灌两瓶冰运动饮料，喉结滚动的样子都晃眼，鬼使神差地拿了一小袋——想逗逗他，也想找个理由，再跟他多说两句话。
下课铃刚响，我就攥着那袋枸杞跑过去，往他桌上一放，故意压低声音，装出促狭的语气：“林屿，给你补补——看你上课总睡觉，是不是体力跟不上？”
他刚睡醒，眼神还有点懵，指尖捏着那袋枸杞翻来覆去看，包装袋的塑料声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忽然，他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嘴角弯出浅弧，眼尾的痣都亮了点，连声音都软了点，带着刚醒的沙哑：“你这是咒我？”却没把枸杞推回来，反而塞进了桌洞里。
那天之后，他对我热络了些。我趴在桌上补觉，风从窗户灌进来，他会悄悄把窗扇往回拉半寸，指尖碰到玻璃时，会下意识看我有没有醒；我忘带月考卷，他会把自己递给我，说“你先看”，然后自己趴在桌上，胳膊盖着脸，连老师点他名都没听见；他排球比赛赢了，会汗涔涔地冲回教室，从书包里掏颗剥好的橘子塞给我，指缝还沾着汁水：“观众席就你喊得最响，嗓子不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