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的综合评分最高。”她的指尖轻轻点在我的左胸口，那里正因愤怒和痛苦而剧烈跳动着，“生理上，你的硬件数据和潜在表现让我满意。情绪上，你能在我压力崩溃时接住我的情绪，提供高情绪价值。经济上，你去年公司的净利润是八百万，虽然不算顶级，但潜力和成长性可观。”
她微微凑近，温热的呼吸几乎要贴上我的耳廓，说出的却是最精于算计的话语：
“你是所有候选人里，唯一一个在生理、情绪、经济三项关键指标上，全部拿到A等的男人。你是我的最优解。”
我的呼吸骤然一滞。
她说完，退后一步，重新拉开了那令人窒息的距离，然后，对我伸出了她的手。修长，白皙，戴着低调的婚戒。
“最后问一次，”她的目光平静无波，“进，还是不进？”
我看着她。
这个美丽、聪明、理性到冷酷，精密到残忍，把炽热的爱情拆解成冰冷的数据，把神圣的婚姻变成锱铢必较的合同的女人。
可我悲哀地发现，我依然爱她。
爱到骨髓里，爱到明知她是一杯裹着糖衣的致命毒药，依然心甘情愿地准备仰头吞下。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所有的挣扎、屈辱、愤怒和那份该死的、无法熄灭的爱意全部压回心底。然后，我伸出手，用力地、几乎是决绝地，握住了她微凉的手。
“走。”
我们并肩，像是即将奔赴战场的盟友，又像是互相角力的对手，一步踏入了民政局的大门。
当那枚象征契约达成的钢印重重落下，红色的册子真正交到我们手中时，我忽然转过头，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声音轻得像叹息：“沈知意，万一……我是说万一，以后我真的‘不行’了呢？达不到你的考核标准了？”
她转过头来看我，眼神是前所未有的认真和坦诚，坦诚得残酷。
“那我们就离婚。”
“就这么简单？”我的心像是被那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
“就这么简单。”她点头，语气没有任何犹豫，“婚姻不是慈善事业，更不是长期护工。我不会耗费资源去养护一个无法满足我核心需求的男人，就像……”
她顿了顿，目光锐利地看向我。
“我相信，你也不会长期留在一个无法满足你核心需求的女人身边。这才是公平，不是吗？”
我沉默地看着远处车水马龙，阳光刺得眼睛生疼。
走出民政局，傍晚的风依旧很大，吹得人衣衫凌乱。
她走向那辆醒目的保时捷，打开车门之前，像是忽然想起什么，回头对我说：“对了，今晚别喝酒。八点整，我家。我需要采集一下初始的‘实战数据’，建立基线。”
我怔了一下，随即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连洞房花烛夜，你都要当成实验来打分？”
“当然。”她眨了眨眼，那一刻竟流露出一丝与她平日气质不符的、近乎俏皮的狡黠，但说出的内容却依然冷酷，“满分十分。差一分，扣五万。协议补充条款里有，你回去可以仔细看看。”
我看着那辆跑车绝尘而去，红色的尾灯像两道撕裂黄昏的伤口。
手机嗡嗡震动。
是她发来的消息。
没有温存，没有期待，只有清晰的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