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心里有种莫名的情绪，当时的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羡慕，也是渴望。
也是那一年，村里开始有人家装上了那种黑色的、需要摇柄的老式电话。信息不再是完全闭塞的。
一个夏日的傍晚，村长踩着夕阳来到我家，说：“婶子，你城里的舅哥来电话了，打到村委会了，让你去接一下。”
姥姥愣了一下，围裙擦了擦手，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她拉着我，快步走向村委会。
电话那头的舅姥爷声音很大，我站在旁边都能隐约听到。
他没有再提钱的事，只是简单问了问家里的情况，最后叹了口气，说：“妹啊，你也别太倔了。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要是真太难了，就说一声……”
姥姥握着听筒，腰板挺得直直的，声音平静得听不出一丝波澜：“哥，我好着呢，欢欢也乖，不用惦记。欠你的钱，我记着呢，会还的。”
挂掉电话，回去的路上，姥姥依旧沉默。但这一次，我感觉到她攥着我的手，比平时更有力一些。
那天晚上，她罕见地给我蒸了一碗鸡蛋羹，滴了两滴自己炼制的猪油。
“欢欢，好好读书。”她看着我一勺一勺地吃，突然没头没尾地说，“人这辈子，自己长力气，比什么都强。”
我抬起头，看到她昏黄灯光下的眼睛，里面有什么东西，像熬过了寒冬的种子，正在艰难地、缓慢地破土而出。
那不是欢欣，不是欢喜，而是一种更为坚硬的东西——一种决意要与命运较劲的、沉默的韧性。
我知道，还债的路漫长而艰难，但我和姥姥，正走在这条路上，一步一个脚印。
好的，我们继续于欢欢的故事。
时间在忙碌的劳作里，仿佛过得特别慢，却又在不知不觉中推着人往前走。驴拉磨一样，一圈又一圈，磨碎了岁月，也磨硬了人的筋骨。
我十岁那年，夏天大旱，地里的玉米苗蔫得能点着火。秋收时，收成还不及往年的一半。姥姥看着院子里那堆干瘪的玉米棒子，沉默了整整一个晚上。
第二天，她天没亮就起来了。等我揉着眼睛走出屋门，看见她正把最后几捆编好的草席绑在破旧的板车上。那板车的轮子缺油，转动起来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哀鸣，像老迈不堪的人费力地喘息。
“姥姥，你要去哪？”
“去县上。”
她用毛巾擦了把汗，脸上的皱纹里嵌着尘土，“这些席子，还有攒的鸡蛋，拿去卖了。顺便……看看有没有需要鞋垫做的。”
县城离我们村有十几里土路。她让我好好看家，喂鸡，写完作业。
那天，她回来得极晚。夜幕完全落下，星星都稠密了，我才听到那熟悉的、吱吱嘎嘎的轮子声由远及近。我跑出院门，看见她正佝偻着腰，费力地把空板车往院里拖。
她累得几乎说不出话，浑身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被汗水浸透。但那双异常粗糙的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圆圆的、烤得焦黄的东西。
是烧饼。县上供销社门口烤炉里出来的，带着芝麻香气的烧饼。
她一句话也没说，把其中一个递给我。然后自己拿着另一个，走到屋檐下的小凳子上坐下，背靠着土墙，几乎是瘫软在那里。她吃得很慢，很仔细，仿佛要用光最后一点力气去品尝那点难得的油酥和麦香。
